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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女儿,

日期:来源:阿古柏女儿收集编辑:中国历史知识

新疆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事例

1、新疆历史上“和亲”对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推动边疆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在封建社会,“和亲”政策是中央王朝联络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政治行为,其目的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但它客观上对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推动边疆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历史上新疆“和亲”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汉族公主嫁给新疆境内少数民族首领,如汉朝将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作妻子;隋朝将华容公主嫁给高昌王魏伯雅;唐朝先后将宁国公主(唐肃宗女)、太和公主(唐宪宗女)、咸安公主(唐德宗女)、小宁国公主(荣王李琬女)等嫁给了回纥英武威远可汗、武义成功可汗、崇德可汗、英武可汗等作妻子。二是少数民族首领将女儿嫁给汉族国王作妻子,如突厥王曾将女儿嫁给高昌王为妻。

2、回纥的杰出人物婆闰对唐朝统一的巩固和发展所作的贡献。回纥是维吾尔族的远祖,是唐朝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婆闰的父亲吐迷度是第一位归附唐朝的回纥可汗,唐朝拜其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648年吐迷度侄子乌纥杀死吐迷度,企图叛唐被平定。唐朝任命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婆闰的功绩在于两次出征西域,助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阿史那贺鲁原为唐朝瑶池都督,651年公开叛唐,建牙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自称沙钵罗可汗,企图夺取唐州、庭州。652年(唐高宗永)唐派兵征讨,婆闰率5000回纥骑兵配合,唐取得初步胜利。657年婆闰参加了另一次征讨阿史那贺鲁的战争,奉命穷追阿史那贺鲁至邪罗斯川(今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河)。历时数年的平定叛乱结束后,唐朝的统一得到巩固和发展,婆闰因功封为右卫大将军。

3、元朝著名维吾尔族政治家廉希宪在创建中国史学的积极作用。廉希宪是维吾尔族,他姓廉是因为他的父亲布鲁海牙曾做过廉访使的官。在元宪宗蒙哥汗在位时,廉希宪在忽必烈的手下任职。元宪宗死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继承汗位发生内争。这次内争不仅是他们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应当统一于哪一种政治势力的问题。廉希宪拥护忽必烈继承汗位,建议“早承大统”,并说“安危逆顺,间不容发”。因廉希宪赞助忽必烈继位有功,受重用被任命为京兆宣抚使。在任期间,注意抑制宗王贵族特权,有利于民生。廉希宪不仅是元朝有名的政治家,而且是当时有很高文化素养的维吾尔学者,曾参加了元英宗、仁宗、实录及辽、金、宋三朝历史的编撰工作,为创建中国史学作出了贡献。

4、元代新疆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学者使用汉文从事著作或翻译有很多人,出现了一些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农学家,他们的著作是我们伟大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元代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出生世代官宦的家庭,其祖父是元代开国功臣,父亲官至江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贯云石才华是多方面的,他既是骁勇的武将,又是多才的文人;既是散曲学家,又是书法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所创作的散曲。元代杨朝英选编的《阳春白雪》一书中收集贯云石的小令36首,《太平乐府》收集小令30首。贯云石的名字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在元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元朝著名文学家马祖常,维吾尔族,静州天山(今托克逊人),他的祖上长期在内地做官。他的著作主要有:《列后金鉴》、《千秋纪略》、《松厅事稿》、《石田集》等。元朝杰出的维吾尔族翻译家安藏,世居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有较深的汉语基础。元朝初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安藏先后将汉文典籍《尚书无逸》、《贞观政要》、《申鉴》译成蒙文献给元世祖。翻译的这些汉文古籍对于各个民族的相互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5、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功绩。1720年,清朝康熙派兵征讨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的分裂活动,额敏和卓乘机脱离准噶尔,投附清朝,驻扎吐鲁番一带,于1731年粉碎了策妄阿拉布坦的进攻。1755年,乾隆发兵征讨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额敏和卓率兵300从征,随清兵打到伊犁。1757年,发生了大小和卓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分裂活动,清军将领雅尔哈善征剿,授额敏和卓为参赞大臣,玉素布为领队大臣,许多维吾尔族上层人士安排在重要位置,平定了叛乱。在晚年,额敏和卓两次到北京觐见乾隆皇帝。他的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以实际行动反对策妄阿拉布坦、达瓦齐、阿睦尔撒纳、莽噶里克、布拉呢敦、霍集等各种势力的分裂活动,维护了祖国的统一。额敏和卓的一生是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一生。额敏和卓在晚年时修塔立碑,是为了报答清王朝的恩遇,并表达了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苏公塔与清代新疆地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6、捍卫祖国统一的维吾尔族英雄。在新疆历史上,维吾尔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曾作出过具大的贡献,涌现出了许多忠心报国的仁人志士。玉努斯出身于维吾尔族贵族家庭,他的祖父是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斗争中立下战功的额敏和卓。1811年玉努斯承继郡王爵位,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总理当地民政事务。面对和卓复辟势力对祖国统一的严重危害,一到任就查实沙朵斯、乌舒尔、爱玛尔、毛拉素皮四人与流亡在中亚浩罕国的萨木萨克的儿子相勾结谋反的罪证,奏报朝庭后法办。为彻底消灭和卓复辟势力,玉努斯向浩罕国交涉引渡和卓后裔,浩罕国称和卓后裔张格尔进犯喀什噶尔已被堵截了回去,要挟清庭,引起清庭震怒。伊犁将军松筠斥责他多事,加之沙朵斯余党称没有张格尔这个人,玉努斯反被污告,被清庭革职监禁。1820年、1824年、1825年张格尔在浩罕封建主的支持下,一次次骚扰喀什噶尔,清庭才发现上当,玉努斯被清庭以已革伯克的身份赴喀什噶尔前线。在那里他团结维吾尔族人民,为瓦解张格尔叛乱势力做了大量工作。不幸的是。1826年秋张格尔伙同浩罕侵略军大举窜犯喀什噶尔,城陷后玉努斯为国捐躯。

7、平定张格尔叛乱中功绩卓著的伊萨克。伊萨克,维吾尔族,祖交原是库车阿奇木伯克,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屡立战功,被乾隆列为统一新疆的50名功臣之一。伊萨克承袭贝勒,接任阿克苏阿奇木伯克。清朝统治新疆后,主要兵力驻扎在北疆少数地区。张格尔发动叛乱,南疆西四城相继陷落,迅速向东四城的阿克苏推进,在清军未到之前,伊萨克组织维吾尔群众清查内奸,筹备粮草军械,日夜操练防守,与阿克苏办事大臣一起组织军民隔河阻击。在配合清军作战中,“获贼匪五六十名,迅出张格尔差来阿浑二名”。随清军向南疆西四城进攻,在一系列战役中,伊萨克带领维吾尔族军民筹运粮草、侦察敌情、充当向导,对平息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活捉张格尔的喀尔铁盖山战役中,更是战功显著。

8、维吾尔族保家卫国的两位巾帼英雄迈哩巴纽和罗尔巴力。1865年,浩罕国的阿古柏匪邦,在英国和沙俄的支持下,侵入新疆。在其残暴统治南疆广大地区的12年里,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民同其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迈哩巴纽和罗尔巴力就是这一时期涌现的两位维吾尔族巾帼英雄。迈哩巴纽是哈密王伯锡尔的妻子,被清朝政府封为福晋(贵妇)。1873年曾被回、维农民起义军俘虏,后来落入了阿古柏匪邦的魔爪,被囚禁在库车境内。阿古柏匪邦劫持迈哩巴纽福晋,“计在羁留以牵率其部耳”。但是迈哩巴纽福晋大义凛然,没有被阿古柏匪邦的威胁利诱所屈服,并带话回来说:“世受皇上天恩,不敢作叛逆之事云云。”在迈哩巴纽福晋被劫持期间,清朝政府曾多次命令地方官员设法营救,福晋之子哈密王迈哈默特也曾设法营救。后来迈哩巴纽福晋回到哈密。因其子自幼瘫痪,福晋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在那个战乱的年月里,成功地主持了哈密地区的政务。罗尔巴力是火家板儿(当地的一个小头目)的妻子,当时30多岁,家住哈密西面的芨芨台。她为了反抗欺侮、保家卫国,勇敢地承担了巡逻和传递情报的重担。《听园西域杂述诗》的作者萧雄曾写下一段赞扬罗尔巴力的话:“余过其地,曾见其雪衣单骑,往邻居沙勿体家会事。其时贼焰初解,野多豺狼,男子尚怯惧,彼竟提短刀,飞鞚长歌,往返于十余里山隈沙碛之间,气众壮哉!”两位维吾尔族妇女的英勇事迹,充分体现了同仇敌忾的大无畏精神,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

9、为《十二木卡姆》的保存和流传做出突出贡献的著名音乐家吐尔地阿洪。《十二木卡姆》是一部具有悠久历史,深受维吾尔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喜爱的大套舞曲。解放前夕,能够全部演唱《十二木卡姆》的只剩两三人,吐尔地阿洪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为了挽救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解放之初,新中国百废待举,党就把挽救和整理《十二木卡姆》的工作摆进了议事日程。自治区文化厅两度邀请吐尔地阿洪到乌鲁木齐市进行《十二木卡姆》的录音和整理工作。其后,由北京音乐出版社与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两册《十二木卡姆》。吐尔地阿洪在七十岁的高龄,以饱满的热情为这部巨著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0、为清朝统一新疆做出过积极贡献的维吾尔族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噶岱默特,新疆乌什人,准噶尔贵族统治新疆时,曾担任过拜城阿奇木伯克。乾隆时期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他拥护统一,为清朝统一新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之后,他在喀什噶尔担任了15年阿奇木伯克,任职期间,他不但重视兴修当地水利,这在当时的地方官中是不多见的,而且还做了几件有益的事情。据《回疆通志.噶岱默特列传》记载:“乾隆二十七年,噶岱默特倡议:偕诸伯克输谷千石,贮城邑,赡贫户。复助材建兵屋三百楹。”1771年,土尔扈特部落不堪忍受沙皇俄国的压迫剥削,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回归祖国到达新疆,受到了清朝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在他们从北疆移居喀喇沙尔珠勒都斯草原时,得到了南疆维吾尔族人民群众的无私援助。成千上万石的粮食由维吾尔族农民用马、毛驴、骆驼等驮运到喀喇沙尔的珠勒都斯草原,接济生活陷入困境的蒙古族牧民。噶岱默特所在的喀什噶尔也担负了这次运粮任务,噶岱默特“屡经呈请,所有装载粮谷之口袋,情愿帮与土尔扈特”,使土尔扈特蒙古族牧民得以在天山中建立家园。

11、近代维吾尔族诗人和历史学家毛拉.毕拉勒。毛拉.毕拉勒出生在伊宁市一个贫穷的鞋匠家庭。启蒙教育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后就读于当时伊宁市唯一的学府“伊犁经学院”。1867年,他直接参与了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生的伊犁农民暴动,并于事后撰写了有关暴动情况的作品――长诗《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该长诗详细反映了暴动过程中经历的事件,并且揭示暴动后期攫取领导权的上层人士同宗教头目的矛盾,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1851年,他把27岁前写的大量“格则勒”集结成集,题为《格则勒雅诗》。《格则勒雅诗》中多数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爱情作品也是对当时封建暴政压迫的声讨,后来许多作品成了民间广为流传的民歌;长诗《长毛子玉素甫》作为一部讽刺作品,把维吾尔文学中讽喻体裁的创作大大提高了一步;长诗《努孜古姆》,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在现实主义深度方面,都堪称是维吾尔族文学中标新立异的上乘之作。总之,毛拉.毕拉勒一生的创作活动,使维吾尔族文学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胡雪岩是怎样的人

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白手起家,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在中国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以图强国;怀着一颗仁厚之心,开办胡庆余堂,以图济世救人。终其一生,他以"仁"、"义"经商,对当今的商人仍有借鉴意义。但他生活荒淫无度,又不谙政界之道,终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钱财散尽,黯然离世。

一、 白手起家

胡雪岩 (公元1823一1885年),先后经历清道光、咸丰、同冶、光绪四朝。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胡雪岩生长的时代正是清廷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极需商人扶危救时。

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靠患难知交王有龄的帮助,一跃而成为杭州一富。

王有龄,宇雪轩,福建侯宫人。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己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后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其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雪岩之所以可以迅速倔起,除了得益于王有龄之外,另一个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 "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饱短缺等间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勾结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碱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己超过千万。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此三人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毫不夸张地说,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

二、 功成名就

胡庆余堂今景

作为一代 "红顶商人",胡雪岩叱诧商场,写尽人间风流。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 "为富且仁",善好施,做出众多义举,在赢?胡大善人"的美名、黄马褂加身的同时,亦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在他的这些义举中,胡庆余堂药号的开办,尤为后人们所称道。

关于创办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的缘由,流传至今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为胡雪岩因胡老太太生病抓药受阻,怒而开药号;一种说法为胡雪岩因小妄生病,抓回的药中有以次充好的一两味药,要求更换时遭到药店伙计的抢白,激愤而开药号。实际上,任何偶然事件都有其必然性,胡庆余堂的开创与胡雪岩深受杭州悠久的中医文化熏陶,身处乱世而兴济世救人之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在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剧增,人口负增长之时,胡雪岩便己打定救死扶伤的主意。他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曾国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灾区民众。胡雪岩在全盛时期开创的胡庆余堂将他救死扶伤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 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 "太平药",在《申报》上大做广告,使胡庆余堂在尚未开始营业前就已名声远播,这正是胡雪岩 "放长线钓大鱼"的经营策略。1878年春,以上的耗费换来的是成倍的利润。

胡庆余堂在1880年时,资本巴达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而胡雪岩,胡庆余堂的创办者,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胡雪岩的声名不至被时间所冲淡。这也算是善有善报吧!

除了创办胡庆余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书写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正所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惜洋款救急。

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任帮办一职的朋友古应春的安排,打算向

中西大药房 清

英国渣打银行借款。胡与该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不欢而散。后在胡雪岩的精心策划下,自称中国通的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被收拾得服服贴贴,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

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额为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

值得的。

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脱俗,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艾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艰难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虽然,我们常常把 "奸"字与 "商"宇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但就事实而论,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 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 "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己达二十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三、风花雪月

清时建筑

古语云:"食色性也。"一代懦商、红顶商人胡雪岩不但在商场上叱诧风云,在政坛上春风得意,而且在情场上更是游刃有余,堪称情场上的高手。

胡雪岩是个风流成性的寻花老手,他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妻,风流一世,此生足矣!"因此,对于合其心意的女子,他一般不会轻易放过。当然,作为一名成功商人,胡雪岩在情场不忘商场。他在创业期间所遇到的女人,几乎都是为他的事业服务的:有的成为被他所用的 "牺牲品";有的非常幸运地被他收为小妄,但纳其为妻的先决条件是此女子必须有益于他将来事业的开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雪岩能够成长为一代 "红顶商人",这些具有 "帮夫命"的小妾们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创业初期,胡雪岩偶遇因父亲入狱被卖入"梨花春"的官宦人家千金小姐芸香,并被其美貌所吸引,但胡深知以当时自己的身份,无福消受美人。他在万般懊恼之时,灵机一动,把芸香做顺水人情送给了自己的靠山王有龄巡抚。这样做,胡雪岩虽然失去了芸香,但却得到了王有龄的器重,得到了芸香这个忠心的眼线,从此掌握了王巡抚的行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控制了王有龄,使其为胡所用。这桩交易做得无懈可击,芸香成了胡走向成功的第一个筹码。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商言商,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胡雪岩一次次忍痛割爱,把自己的所爱像商品一样 "一件件"送给了别人。为了傍上江苏省学政何桂清这棵大树,他又将自己的爱妾 "阿巧姐"作为又一件礼物送给了何。虽然胡雪岩一再强调感情与生意应该截然分开,二者不可以混淆,但他与阳琪的结合,却更看重了感情对生意的促进作用。与阳琪成亲后,阳琪立刻成了胡的左右手,令胡如虎添翼,有力地促进了胡雪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只可惜,阳琪过早地逝世了。这多少留给胡雪岩一些遗憾。但不久,胡雪岩就遇到了另一位与阳琪极其相似,极具商业头脑的姑娘。她就是胡雪岩身边最重要的一位女子,陪伴胡雪岩走完人生的翠环姑娘,即当时小有名气的“罗四太太”。胡雪岩虽然已成为红极一时的商人,但家中妻子肚中无货,上不得台面,这一直是胡雪岩心中的一大遗憾,以至胡雪岩常叹知音难求,心中十分孤独。翠环的出现,令胡雪岩眼前一亮。凭惜其敏锐的眼光,胡雪岩认为翠环即是上得厅堂、入得内室,自己寻觅已久的贤内助、红颜知己。于是胡雪岩打定主意要赢得翠环姑娘的青睐,非娶她为妻不可。后经过努力,以 "两头大"的形式,娶翠环力妻。翠坏果然精明能干,很快成为胡的左膀右臂。她的心思又极其细密,很会迎合丈夫的心意,为胡雪岩连娶十二房姨太太,使胡雪岩感激不尽。作为回报,胡雪岩将其扶正,使其登堂人室,成为胡府的 "掌印夫人"。

胡雪岩娶的这十二位姨太太个个正值花季,美若天仙,号称 "东楼十二钗"。胡雪岩对这十二位姨太太其宠爱,在她们身上挥霍掉大量的金钱。他为这些姨太太建造了休憩场所——娇楼,使姬妾分室而居,而他则像皇帝一样,每晚随手拈牌招姬妾入寝,生活极其奢靡。单是娇楼,就极其奢华,耗资数万。该楼金碧辉煌,四周风景秀丽,又以人工西湖?蓬莱仙阁"等景点巧妙地点缀,更是令观者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自此,胡雪岩便整日泡在娇楼之中,沉溺于温柔女儿乡。正如汪康年在《庄谐选录》中所写:"杭人胡某,富坷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迹迥寻常所有,后卒以是致败。"胡雪岩荒淫而奢靡的生活习性,与他最终的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惨然离世

古语有云:"福分,祸所伏也。"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为西征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二品顶戴,被赏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己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人,却在几天之内垮掉了,他的事业也随之走到了尽头。表面上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余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为深入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 "牺牲品",成为李鸿章 "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胡雪岩破产后,先前那些为其钱财嫁人胡家的美妾们,一改往日争先恐后己结胡氏的嘴脸,温情顿失,纷纷要求携带自己的私房钱离开;留在胡氏身边的,只有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余堂的微薄收人,胡雪岩凄凉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于道光十一年 (公元1831年),黯然离世。

胡雪岩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在赢得美名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他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这位了不起的商人身上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的东西

中国少数民族的由来

少数民族的由来

少数民族只是现在的说法,古代什么民族都是少数,严格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的民族其实都相当于一个民族(或两个血缘民族的分支,说两个是将就中华文明西来说和中华文明本土说的折衷)的分支,这分支的分支因为政治婚姻等关系又重新组合,于是又成了史料中的另外一个民族,如果是按语言来看,那么,就会发现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往往并不是这个民族的根本语言,所以,这民族的说法只是现代意义上的跟政治政权有关的一种往往又以文化之别来衡量的一个人民共同的居住群体. 关于这点.大家要明白古代(包括秦汉时代)的原始公社或制度,当时公社与公社还存在着大量的空隙地,有的史书称为森林或狩猎林场等等,古代就称这种为国与国的隙地,但其经济专属区域可能是自发引成或由两国政府盟约界定的,各自老死不相往来(大意指其政权势力,实际做不到),这样的公社自然存在着些许的文化差别了,相互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只是或多或少视其文明程度高低罢了,后来就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而逐渐填补了其"隙"的空白,导致冲突或战争.同时也导致种族的融合.读史,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大致到唐宋时还广泛存在于西南边陲之地,清代的土司制度也可以视其为一种原始社会形态的残留.

大约这种公社制度在秦的统一战争后,在主流的中原文明里就不存在了,大都编户齐民从事农业生产.由秦灭巴蜀两个诸侯国后看来,蜀国被封为秦公子封国,而巴国比较特殊,"十妻不算"的律令分析,巴仍视为士族,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编户齐民之列,有战争的义务而没有徭役的义务.而距巴蜀更南的地区比如后期的夜郎,本是楚人与巴人的新的联合体,后人视这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就是"夜郎",其实夜郎只是"谢"的转音,谢本是楚人或巴人的一个大姓,是当时的蛮族(象徭人、僰人、爨人、以及当时所谓的西南蛮人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谢者,射也;说明其族源及从事的职业,也指其武力。而为什么到司马迁写<史记>时才突然出现这个夜郎啦?更为特殊的例子就是秦统一中国后,还能以比较独立的文化和“主权”存在的就是卫国,但最终在农民起义大潮中融合到整个华夏文明中来来了。大率因为秦统一战争后导致农民起义,在越国的赵佗就自立为王而断诸交通道路,加上今天横亘在广西广东到湖南以北地区这两者之间的崇山群岭,就相当于又出现了古代的公社间的隙地,加之中原主流文明一直在中国北方发展(至晋代才开始南下,至宋就全盘南下了),所以不通往来久矣,导致文化交流隔断,就出现了夜郎问“汉与夜郎孰大”的你不知我我也不知你的情况。虽然历代都有这样的类似情况存在,但大体分析所谓不同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多数都持中国古代比较原始(可视为保留着与同时代而言)的华夏文明痕迹,比如椎发、耕种,被视为蛮夷不过是服饰上的“左衽”,甚至语言也只不过是方言的差异,即所谓“左言”。

今天,如果按祖先崇拜来看,苗族等许多民族都自认为是伏羲后裔,其他许多民族都可以找到类似族源传说和史料,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有这样类似“民族”的疑问产生,实在是因为解放后政府的“民族识别”工作造成的原因,当时的动机大概是尊重各地历史原因形成的种族或持相同文化的部族,而今天看来,除了新疆部分血缘为白种人的少数几个民族外,在中国大地上以及历史出现过的不同民族,一是因为历史特定的时代赋于的称谓,其一也是历史上炎黄子孙的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祖先或建国的君王大致都属于姬姓和姜姓后裔。

我们今天回溯古代中国,就可以看到,自夏商周的分封之国而言,有的往往距宗主国相当远,其间也往往杂居着史书中称为戎、羌、胡(比如中山国)、夷(一般也说秦人祖先即为东夷)。所以,凡是提到少数民族一说时,要明白起码在中国而言这个民族指的只是文化上的不同,在古代指的是汉化程度不同的特定居住地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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