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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事迹古文翻译,将军肚与马绊筋 文言文 翻译成现代文 拜托 急用

日期:来源:安禄山事迹古文翻译收集编辑:中国历史知识

翻译 世说新语 排调

东坡一日退朝,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对照一下,就发现易宗夔不过是在照抄这段苏东坡的逸事,只是把苏东坡换成了左季高,把侍女朝云换成小校(侍官)而已。苏东坡的那段故事很著名,易氏这样拙劣地摹仿,不待明眼人即可看出。用一句《世说新语》中的人物王衍的话来形容易氏,可谓“眼光未出牛背上”(语出《晋书·王衍传》)。其为“假世说”,正不待言矣。

当然,易氏讲的故事,还算有一点可靠,那就是左宗棠是一个大肚皮。现在我们常见到一些大腹便便的男同胞,俗名为“将军肚”,也许就是从左宗棠开始的。当然,更早的“将军肚”也还有例可查。最典型的是唐朝的安禄山。这位北方胡人出身的将军身材魁梧,其肚子也大得令人啧舌。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说安禄山:

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

又说,安禄山从卢龙乘马到长安,每个驿站都要筑一个石台,以便他换马,称为“大夫换马台”。驿站为他准备乘马,必须先用五石重的石袋试马,马如果能驮得动,才算合格。他的马上有两个马鞍,一个供他的屁股坐,一个供他放置那个硕大无朋的肚子。

据上面所引的资料,安禄山虽然有这样的大肚子,但跳起北方少数民族的舞蹈――胡旋舞来,却“其疾如风”,旋转自如,据说还曾与同样擅长胡旋舞的杨贵妃一起跳过“双人舞”。真是难得这位大肚将军如此灵活!常言道:“脑满肠肥”。难得的是安禄山虽然“肠肥”而不“脑满”,他的头脑还是异常灵活,在玄宗面前,安禄山曾借这个大肚子做文章,以取悦于“当今圣上”。《旧唐书·安禄山传》有一节,采自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

帝(玄宗)视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

安禄山的回答,自然使玄宗高兴。如果安禄山也象苏东坡那样,宣称自己“一肚皮不合时宜”或左宗棠那样,说自己“一肚皮马绊筋”,那就惨了!

易氏这段故事,有一个应该纠正的地方,那就是“马绊筋”一语。易氏所说,“湘中人呼牛食草为‘马绊筋’”,似乎没有任何根据。笔者就是湖南人,在乡村生活过十七年,从小放过牛,湘中地区也算跑得比较多,“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却从未听到过有一种叫“马绊筋”的草。湘中耕牛平日常吃的草,有丝芒草、狗尾草,还有一种“霸根草”(因为到处长根(其实是茎),所以称为“霸根草”,意思是说它到处“霸占领土”)。总之,没有叫做“马绊筋”的草。那么,这位小校所说的“马绊筋”,到底是指什么呢?

“马绊筋”者,“蛮绊筋”之误也。湖南人讲“蛮”字,有“野蛮”、“执拗”、“顽固”等多种意思。这是一个中性词,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含贬义。所谓“绊”,是指乱绕瞎缠,“筋”则是指绳索或类似绳索的东西。“蛮绊筋”合起来讲,就是不讲秩序、不守规矩、不可理喻、任性胡来。这句话至今还活在湘中土语之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湖南人一听便懂的。左宗棠对“蛮绊筋”这句话表示欣赏,其实也就含有苏东坡“不合时宜”同样的意思。而且,他对自己的这种个性是很自负的。有人概括湖湘文化的特色,也曾注意过这个“蛮”字。如果对湖南近代的著名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稍微进行一些研究,都不难看出,他们的身上确实体现了“蛮”的特色。

易宗夔是湖南人,为什么会把“蛮绊筋”这句家乡的土话误为“马绊筋”呢?易氏的家乡是湘潭,湘潭方言中,“马”与“蛮”在韵母上都是“a”,不加区别。这是其一;其二是易氏想把左宗棠自比为牛这一迷信观念加进来,所以牵强附会,把“蛮”强说成“马”,又虚构“湘中呼牛所食草为马绊筋”这样的谎话,来欺骗不懂湖南话的外乡人,实在不足为训。

易氏这样捏造湘中俗语,还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湘中有一句骂人愚蠢的话,说“一肚子草”,意思与“草包”差不多。这句话原是由“满腹才学”这句赞扬话衍生出来的。“才”与“柴”同音,而“柴”与“草”又相连。说人愚蠢,就是没有“才”,谐音变成没有“柴”,没有“柴”,自然就只有“草”了。现代还有一句同样的骂语,叫做“一肚子煤炭”,也是由“柴”与“煤炭”同类而衍生出来的。如果照易氏的解释,那位小校说左公“一肚皮马绊筋”,等于是在骂左公“一肚子草”。就算这位小校有赵子龙的“包身大胆”,敢这样骂人,左公即使不见气,也不致于“大赏”他吧

帮忙翻译一下:“将军之腹,满贮马绊筋耳。”

易宗夔《新世说》卷七《排调篇》云:

左季高体胖腹大,尝于饭后茶馀自捧其腹曰:“将军不负腹,腹亦不负将军!”一日,顾左右曰:“汝等知我腹中所贮何物乎?”或曰:“满腹文章”,或曰:“满腹经纶”,或曰:“腹中有十万甲兵”,或曰:“腹中包罗万象”。左皆曰:“否!否!”忽有小校出而大声曰:“将军之腹,满贮马绊筋耳!”左乃拍案大赞曰:“是!是!”因拔擢之。盖湘人呼牛所食之草为“马绊筋”。左素以牛能任重致远,尝以己为牵牛星降世。曾于后园凿池,左右列石人各一,肖牛女状,并立石牛于旁,隐寓自负之意。及闻小校言,适夙志符合,故大赏之也。

南朝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是一部名著,古代读书人读到一定层次,一定会要读这部书,这部书真可算得中国古代的一部必读书和畅销书。于是有很多人受其感染,纷纷效仿,续作叠出,构成了中国古籍史上特殊的“世说体”系列。不过,不知是《世说新语》记载的那种“魏晋风度”一去不再,还是后人的见识和文笔赶不上二位刘氏,总之后作没有一部能够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比肩。后作的“世说”便常被人讥诃为“假世说”。易宗夔的这部《新世说》,也属于“假世说”之一。仅上面所引的一段,就足见一斑。稍一考察,易氏所记左季高(宗棠)的事,原来只是一段流传已久的轶事的改版。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侍儿对东坡条》:

东坡一日退朝,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对照一下,就发现易宗夔不过是在照抄这段苏东坡的逸事,只是把苏东坡换成了左季高,把侍女朝云换成小校(侍官)而已。苏东坡的那段故事很著名,易氏这样拙劣地摹仿,不待明眼人即可看出。用一句《世说新语》中的人物王衍的话来形容易氏,可谓“眼光未出牛背上”(语出《晋书·王衍传》)。其为“假世说”,正不待言矣。

当然,易氏讲的故事,还算有一点可靠,那就是左宗棠是一个大肚皮。现在我们常见到一些大腹便便的男同胞,俗名为“将军肚”,也许就是从左宗棠开始的。当然,更早的“将军肚”也还有例可查。最典型的是唐朝的安禄山。这位北方胡人出身的将军身材魁梧,其肚子也大得令人啧舌。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说安禄山:

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

又说,安禄山从卢龙乘马到长安,每个驿站都要筑一个石台,以便他换马,称为“大夫换马台”。驿站为他准备乘马,必须先用五石重的石袋试马,马如果能驮得动,才算合格。他的马上有两个马鞍,一个供他的屁股坐,一个供他放置那个硕大无朋的肚子。

据上面所引的资料,安禄山虽然有这样的大肚子,但跳起北方少数民族的舞蹈――胡旋舞来,却“其疾如风”,旋转自如,据说还曾与同样擅长胡旋舞的杨贵妃一起跳过“双人舞”。真是难得这位大肚将军如此灵活!常言道:“脑满肠肥”。难得的是安禄山虽然“肠肥”而不“脑满”,他的头脑还是异常灵活,在玄宗面前,安禄山曾借这个大肚子做文章,以取悦于“当今圣上”。《旧唐书·安禄山传》有一节,采自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

帝(玄宗)视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

安禄山的回答,自然使玄宗高兴。如果安禄山也象苏东坡那样,宣称自己“一肚皮不合时宜”或左宗棠那样,说自己“一肚皮马绊筋”,那就惨了!

易氏这段故事,有一个应该纠正的地方,那就是“马绊筋”一语。易氏所说,“湘中人呼牛食草为‘马绊筋’”,似乎没有任何根据。笔者就是湖南人,在乡村生活过十七年,从小放过牛,湘中地区也算跑得比较多,“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却从未听到过有一种叫“马绊筋”的草。湘中耕牛平日常吃的草,有丝芒草、狗尾草,还有一种“霸根草”(因为到处长根(其实是茎),所以称为“霸根草”,意思是说它到处“霸占领土”)。总之,没有叫做“马绊筋”的草。那么,这位小校所说的“马绊筋”,到底是指什么呢?

“马绊筋”者,“蛮绊筋”之误也。湖南人讲“蛮”字,有“野蛮”、“执拗”、“顽固”等多种意思。这是一个中性词,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含贬义。所谓“绊”,是指乱绕瞎缠,“筋”则是指绳索或类似绳索的东西。“蛮绊筋”合起来讲,就是不讲秩序、不守规矩、不可理喻、任性胡来。这句话至今还活在湘中土语之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湖南人一听便懂的。左宗棠对“蛮绊筋”这句话表示欣赏,其实也就含有苏东坡“不合时宜”同样的意思。而且,他对自己的这种个性是很自负的。有人概括湖湘文化的特色,也曾注意过这个“蛮”字。如果对湖南近代的著名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稍微进行一些研究,都不难看出,他们的身上确实体现了“蛮”的特色。

易宗夔是湖南人,为什么会把“蛮绊筋”这句家乡的土话误为“马绊筋”呢?易氏的家乡是湘潭,湘潭方言中,“马”与“蛮”在韵母上都是“a”,不加区别。这是其一;其二是易氏想把左宗棠自比为牛这一迷信观念加进来,所以牵强附会,把“蛮”强说成“马”,又虚构“湘中呼牛所食草为马绊筋”这样的谎话,来欺骗不懂湖南话的外乡人,实在不足为训。

易氏这样捏造湘中俗语,还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湘中有一句骂人愚蠢的话,说“一肚子草”,意思与“草包”差不多。这句话原是由“满腹才学”这句赞扬话衍生出来的。“才”与“柴”同音,而“柴”与“草”又相连。说人愚蠢,就是没有“才”,谐音变成没有“柴”,没有“柴”,自然就只有“草”了。现代还有一句同样的骂语,叫做“一肚子煤炭”,也是由“柴”与“煤炭”同类而衍生出来的。如果照易氏的解释,那位小校说左公“一肚皮马绊筋”,等于是在骂左公“一肚子草”。就算这位小校有赵子龙的“包身大胆”,敢这样骂人,左公即使不见气,也不致于“大赏”他吧!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002742.html?fr=qrl3

易宗夔《新世说》卷七《排调篇》云: 翻译

我只知道这个

易宗夔《新世说》卷七《排调篇》云:

左季高体胖腹大,尝于饭后茶馀自捧其腹曰:“将军不负腹,腹亦不负将军!”一日,顾左右曰:“汝等知我腹中所贮何物乎?”或曰:“满腹文章”,或曰:“满腹经纶”,或曰:“腹中有十万甲兵”,或曰:“腹中包罗万象”。左皆曰:“否!否!”忽有小校出而大声曰:“将军之腹,满贮马绊筋耳!”左乃拍案大赞曰:“是!是!”因拔擢之。盖湘人呼牛所食之草为“马绊筋”。左素以牛能任重致远,尝以己为牵牛星降世。曾于后园凿池,左右列石人各一,肖牛女状,并立石牛于旁,隐寓自负之意。及闻小校言,适夙志符合,故大赏之也。

南朝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是一部名著,古代读书人读到一定层次,一定会要读这部书,这部书真可算得中国古代的一部必读书和畅销书。于是有很多人受其感染,纷纷效仿,续作叠出,构成了中国古籍史上特殊的“世说体”系列。不过,不知是《世说新语》记载的那种“魏晋风度”一去不再,还是后人的见识和文笔赶不上二位刘氏,总之后作没有一部能够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比肩。后作的“世说”便常被人讥诃为“假世说”。易宗夔的这部《新世说》,也属于“假世说”之一。仅上面所引的一段,就足见一斑。稍一考察,易氏所记左季高(宗棠)的事,原来只是一段流传已久的轶事的改版。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侍儿对东坡条》:

东坡一日退朝,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对照一下,就发现易宗夔不过是在照抄这段苏东坡的逸事,只是把苏东坡换成了左季高,把侍女朝云换成小校(侍官)而已。苏东坡的那段故事很著名,易氏这样拙劣地摹仿,不待明眼人即可看出。用一句《世说新语》中的人物王衍的话来形容易氏,可谓“眼光未出牛背上”(语出《晋书·王衍传》)。其为“假世说”,正不待言矣。

当然,易氏讲的故事,还算有一点可靠,那就是左宗棠是一个大肚皮。现在我们常见到一些大腹便便的男同胞,俗名为“将军肚”,也许就是从左宗棠开始的。当然,更早的“将军肚”也还有例可查。最典型的是唐朝的安禄山。这位北方胡人出身的将军身材魁梧,其肚子也大得令人啧舌。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说安禄山:

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

又说,安禄山从卢龙乘马到长安,每个驿站都要筑一个石台,以便他换马,称为“大夫换马台”。驿站为他准备乘马,必须先用五石重的石袋试马,马如果能驮得动,才算合格。他的马上有两个马鞍,一个供他的屁股坐,一个供他放置那个硕大无朋的肚子。

据上面所引的资料,安禄山虽然有这样的大肚子,但跳起北方少数民族的舞蹈――胡旋舞来,却“其疾如风”,旋转自如,据说还曾与同样擅长胡旋舞的杨贵妃一起跳过“双人舞”。真是难得这位大肚将军如此灵活!常言道:“脑满肠肥”。难得的是安禄山虽然“肠肥”而不“脑满”,他的头脑还是异常灵活,在玄宗面前,安禄山曾借这个大肚子做文章,以取悦于“当今圣上”。《旧唐书·安禄山传》有一节,采自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

帝(玄宗)视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

安禄山的回答,自然使玄宗高兴。如果安禄山也象苏东坡那样,宣称自己“一肚皮不合时宜”或左宗棠那样,说自己“一肚皮马绊筋”,那就惨了!

易氏这段故事,有一个应该纠正的地方,那就是“马绊筋”一语。易氏所说,“湘中人呼牛食草为‘马绊筋’”,似乎没有任何根据。笔者就是湖南人,在乡村生活过十七年,从小放过牛,湘中地区也算跑得比较多,“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却从未听到过有一种叫“马绊筋”的草。湘中耕牛平日常吃的草,有丝芒草、狗尾草,还有一种“霸根草”(因为到处长根(其实是茎),所以称为“霸根草”,意思是说它到处“霸占领土”)。总之,没有叫做“马绊筋”的草。那么,这位小校所说的“马绊筋”,到底是指什么呢?

“马绊筋”者,“蛮绊筋”之误也。湖南人讲“蛮”字,有“野蛮”、“执拗”、“顽固”等多种意思。这是一个中性词,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含贬义。所谓“绊”,是指乱绕瞎缠,“筋”则是指绳索或类似绳索的东西。“蛮绊筋”合起来讲,就是不讲秩序、不守规矩、不可理喻、任性胡来。这句话至今还活在湘中土语之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湖南人一听便懂的。左宗棠对“蛮绊筋”这句话表示欣赏,其实也就含有苏东坡“不合时宜”同样的意思。而且,他对自己的这种个性是很自负的。有人概括湖湘文化的特色,也曾注意过这个“蛮”字。如果对湖南近代的著名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稍微进行一些研究,都不难看出,他们的身上确实体现了“蛮”的特色。

易宗夔是湖南人,为什么会把“蛮绊筋”这句家乡的土话误为“马绊筋”呢?易氏的家乡是湘潭,湘潭方言中,“马”与“蛮”在韵母上都是“a”,不加区别。这是其一;其二是易氏想把左宗棠自比为牛这一迷信观念加进来,所以牵强附会,把“蛮”强说成“马”,又虚构“湘中呼牛所食草为马绊筋”这样的谎话,来欺骗不懂湖南话的外乡人,实在不足为训。

易氏这样捏造湘中俗语,还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湘中有一句骂人愚蠢的话,说“一肚子草”,意思与“草包”差不多。这句话原是由“满腹才学”这句赞扬话衍生出来的。“才”与“柴”同音,而“柴”与“草”又相连。说人愚蠢,就是没有“才”,谐音变成没有“柴”,没有“柴”,自然就只有“草”了。现代还有一句同样的骂语,叫做“一肚子煤炭”,也是由“柴”与“煤炭”同类而衍生出来的。如果照易氏的解释,那位小校说左公“一肚皮马绊筋”,等于是在骂左公“一肚子草”。就算这位小校有赵子龙的“包身大胆”,敢这样骂人,左公即使不见气,也不致于“大赏”他吧

将军之腹的翻译

易宗夔《新世说》卷七《排调篇》云:

左季高体胖腹大,尝于饭后茶馀自捧其腹曰:“将军不负腹,腹亦不负将军!”一日,顾左右曰:“汝等知我腹中所贮何物乎?”或曰:“满腹文章”,或曰:“满腹经纶”,或曰:“腹中有十万甲兵”,或曰:“腹中包罗万象”。左皆曰:“否!否!”忽有小校出而大声曰:“将军之腹,满贮马绊筋耳!”左乃拍案大赞曰:“是!是!”因拔擢之。盖湘人呼牛所食之草为“马绊筋”。左素以牛能任重致远,尝以己为牵牛星降世。曾于后园凿池,左右列石人各一,肖牛女状,并立石牛于旁,隐寓自负之意。及闻小校言,适夙志符合,故大赏之也。

南朝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是一部名著,古代读书人读到一定层次,一定会要读这部书,这部书真可算得中国古代的一部必读书和畅销书。于是有很多人受其感染,纷纷效仿,续作叠出,构成了中国古籍史上特殊的“世说体”系列。不过,不知是《世说新语》记载的那种“魏晋风度”一去不再,还是后人的见识和文笔赶不上二位刘氏,总之后作没有一部能够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比肩。后作的“世说”便常被人讥诃为“假世说”。易宗夔的这部《新世说》,也属于“假世说”之一。仅上面所引的一段,就足见一斑。稍一考察,易氏所记左季高(宗棠)的事,原来只是一段流传已久的轶事的改版。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侍儿对东坡条》:

东坡一日退朝,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对照一下,就发现易宗夔不过是在照抄这段苏东坡的逸事,只是把苏东坡换成了左季高,把侍女朝云换成小校(侍官)而已。苏东坡的那段故事很著名,易氏这样拙劣地摹仿,不待明眼人即可看出。用一句《世说新语》中的人物王衍的话来形容易氏,可谓“眼光未出牛背上”(语出《晋书·王衍传》)。其为“假世说”,正不待言矣。

当然,易氏讲的故事,还算有一点可靠,那就是左宗棠是一个大肚皮。现在我们常见到一些大腹便便的男同胞,俗名为“将军肚”,也许就是从左宗棠开始的。当然,更早的“将军肚”也还有例可查。最典型的是唐朝的安禄山。这位北方胡人出身的将军身材魁梧,其肚子也大得令人啧舌。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说安禄山:

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

又说,安禄山从卢龙乘马到长安,每个驿站都要筑一个石台,以便他换马,称为“大夫换马台”。驿站为他准备乘马,必须先用五石重的石袋试马,马如果能驮得动,才算合格。他的马上有两个马鞍,一个供他的屁股坐,一个供他放置那个硕大无朋的肚子。

据上面所引的资料,安禄山虽然有这样的大肚子,但跳起北方少数民族的舞蹈――胡旋舞来,却“其疾如风”,旋转自如,据说还曾与同样擅长胡旋舞的杨贵妃一起跳过“双人舞”。真是难得这位大肚将军如此灵活!常言道:“脑满肠肥”。难得的是安禄山虽然“肠肥”而不“脑满”,他的头脑还是异常灵活,在玄宗面前,安禄山曾借这个大肚子做文章,以取悦于“当今圣上”。《旧唐书·安禄山传》有一节,采自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

帝(玄宗)视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

安禄山的回答,自然使玄宗高兴。如果安禄山也象苏东坡那样,宣称自己“一肚皮不合时宜”或左宗棠那样,说自己“一肚皮马绊筋”,那就惨了!

易氏这段故事,有一个应该纠正的地方,那就是“马绊筋”一语。易氏所说,“湘中人呼牛食草为‘马绊筋’”,似乎没有任何根据。笔者就是湖南人,在乡村生活过十七年,从小放过牛,湘中地区也算跑得比较多,“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却从未听到过有一种叫“马绊筋”的草。湘中耕牛平日常吃的草,有丝芒草、狗尾草,还有一种“霸根草”(因为到处长根(其实是茎),所以称为“霸根草”,意思是说它到处“霸占领土”)。总之,没有叫做“马绊筋”的草。那么,这位小校所说的“马绊筋”,到底是指什么呢?

“马绊筋”者,“蛮绊筋”之误也。湖南人讲“蛮”字,有“野蛮”、“执拗”、“顽固”等多种意思。这是一个中性词,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含贬义。所谓“绊”,是指乱绕瞎缠,“筋”则是指绳索或类似绳索的东西。“蛮绊筋”合起来讲,就是不讲秩序、不守规矩、不可理喻、任性胡来。这句话至今还活在湘中土语之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湖南人一听便懂的。左宗棠对“蛮绊筋”这句话表示欣赏,其实也就含有苏东坡“不合时宜”同样的意思。而且,他对自己的这种个性是很自负的。有人概括湖湘文化的特色,也曾注意过这个“蛮”字。如果对湖南近代的著名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稍微进行一些研究,都不难看出,他们的身上确实体现了“蛮”的特色。

易宗夔是湖南人,为什么会把“蛮绊筋”这句家乡的土话误为“马绊筋”呢?易氏的家乡是湘潭,湘潭方言中,“马”与“蛮”在韵母上都是“a”,不加区别。这是其一;其二是易氏想把左宗棠自比为牛这一迷信观念加进来,所以牵强附会,把“蛮”强说成“马”,又虚构“湘中呼牛所食草为马绊筋”这样的谎话,来欺骗不懂湖南话的外乡人,实在不足为训。

易氏这样捏造湘中俗语,还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湘中有一句骂人愚蠢的话,说“一肚子草”,意思与“草包”差不多。这句话原是由“满腹才学”这句赞扬话衍生出来的。“才”与“柴”同音,而“柴”与“草”又相连。说人愚蠢,就是没有“才”,谐音变成没有“柴”,没有“柴”,自然就只有“草”了。现代还有一句同样的骂语,叫做“一肚子煤炭”,也是由“柴”与“煤炭”同类而衍生出来的。如果照易氏的解释,那位小校说左公“一肚皮马绊筋”,等于是在骂左公“一肚子草”。就算这位小校有赵子龙的“包身大胆”,敢这样骂人,左公即使不见气,也不致于“大赏”他吧!

问问问!谁知到杨玉环的真正结局!注意,要有古文证明

  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小字玉环,道号太真,杨贵妃身高1.64米,体重138斤.有待查证。陕西华阴人,后随家迁至山西永乐县(今山西芮城)。自小习音律,善歌舞,姿色超群。她原为玄宗第18子寿王之妃,后经大臣推荐,唐玄宗见她有倾城倾国之色,后招入宫做女官,天宝四年封为贵妃,从此杨门一族权贵显赫。天宝十五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沉迷于酒色歌舞之中的唐玄宗仓皇南逃。途经马嵬坡,大将玄礼和部下认为杨家祸国殃民,怒杀杨国忠,迫使玄宗赐杨玉环自缢。贵妃死时,年38岁。

  天宝四年(745)入宫,得唐玄宗宠幸,封为贵妃,(时玄宗年六十一,贵妃年二十七)父兄均因此而得以势倾天下。贵妃每次乘马,都有大宦官高力士亲至执鞭,贵妃的织绣工就有七百人,更有争献珍玩者。岭南经略史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因所献精美,二人均被升官。于是,百官竟相仿效。杨贵妃喜爱岭南荔枝,就有人千方百计急运新鲜荔枝到长安,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所以荔枝又称”妃子笑”。

  后安史之乱,唐玄宗逃离长安,途至马嵬坡,六军不肯前行,说是因为杨国忠(贵妃之堂兄)通于胡人,而致有安禄山之反,玄宗为息军心,乃杀杨国忠。六军又不肯前行,谓杨国忠为贵妃堂兄,堂兄有罪,堂妹亦难免,贵妃亦被缢死于路祠。安史治乱与杨贵妃无关,她成了唐玄宗的替罪羔羊。

  杨玉环(公元719-756年):唐代宫廷音乐家、歌舞家,其音乐才华在历代后妃中鲜见。开元七年719年农历六月初一生于容州(今广西玉林容县),出身宦门世家,曾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柱国、吏部尚书,唐初被李世民所杀,父杨玄琰,是蜀州(四川崇庆)司户,叔父杨玄珪曾任河南府土曹,杨玉环的童年是在四川度过的,10岁左右,父亲去世,她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珪家。后来又迁往永乐(山西永济)。所以问杨贵妃是哪里人,有说广西容县的,有说四川的,有说山西永乐的,莫衷一是。就我看到的《唐国史补》有言: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

  杨玉环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她具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性格婉顺,精通音律,擅歌舞,并善弹琵琶。虽为美女,但仍有缺陷:其体有狐臭,因此特别喜欢沐浴。

  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杨玉环也应邀参加。咸阳公主之胞弟寿王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唐玄宗在武惠妃的要求下当年就下诏册立她为寿王妃。婚后,两人甜美异常。

  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七 杨玉环(719—756),号太真,蒲州永乐人,唐玄宗李隆基的贵妃。杨氏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开元二十二载(734年)她被册立为李瑁的妃子,后又受令出家,天宝四载(745年),杨氏正式被玄宗册封为贵妃。天宝十五载(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玄宗西逃四川,杨氏在马嵬驿死于乱军之中。

  这位以胖为美的杨贵妃,是最简单的美人、最幸福的美人,也是最令人感慨的美人。

  她真叫玉环吗?

  大名鼎鼎的杨贵妃,芳名是什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旧唐书》与《新唐书》里没写,《资治通鉴》里也没有明确记载,《长恨歌传》只说她是“杨玄琰女”。唐大中九年(855年),也就是杨贵妃死后大约100年,郑处诲编撰的《明皇杂录》里才第一次提及:“杨贵妃小字玉环”。后人沿用至今。对此,有一种不同的说法,郑嵎的《津阳门诗注》里说:“玉奴,太真小字也”。郑处诲和郑嵎都是唐人,生活年代也差不多,而且都是进士出身,所以他们的说法都有可信的理由。当然,也可能这两个名字都属杨美人,一个是真名,一个是昵称。

  管杨贵妃叫什么,那个叫李隆基的老男人都喜欢。说他是老男人,一点不假,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杨氏才22岁,而他已经56岁了。老是老点,可他是皇帝,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他不但不管她叫什么,而且也不管她嫁没嫁人,甚至都不考虑她嫁的是自己的儿子,只要他喜欢,便一定要夺过来。

  唐玄宗看上杨玉环时,她已经嫁给寿王李瑁差不多五年了。唐时宫廷“胡风”盛行,老子抢儿子的媳妇,好像也不算稀罕事,“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嘛,所以也没有卫道士哭闹着向皇上谏劝什么“人伦之理”。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唐玄宗还是做了一些台面上的工作。譬如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下诏令她出家做女道士,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并赐道号“太真”,让杨玉环搬出寿王府,住太真宫。这样做也是为避人耳目,方便他们偷情。好不容易熬过五年,玄宗先是很正经地尽了一把“父亲之责”,为寿王李瑁娶韦昭训的女儿为妃,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将杨氏迎回宫里,并正式册封为贵妃。杨玉环不仅长得漂亮,歌舞俱佳,而且很是聪明,善解人意,简直就是皇上的贴心“小棉袄”,玄宗自然极为喜欢。不久,杨玉环便专宠后宫,使得“六宫粉黛无颜色”,当时宫中称她为娘子,一切待遇(仪体规制)也都是皇后级别。

  对此,唐人李商隐有话要说。他在《骊山有感·咏杨妃》

  里写道:“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看来寿王真是郁闷至极、尴尬到家了。但玄宗不顾人伦,依然要夺子所爱,那就只能感叹杨玉环的美色太有诱惑力了。不过,根据常理推断,已步入老年的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可能不仅是贪图美色和床笫之欢,更是将她当作生活体贴入微、凡事知心解意、犹能迎合自己嗜好的精神伴侣。

  如《旧唐书》所述:“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如上意。”而《新唐书》里的评语也大致相同,只是很含蓄地加了“遂专房宴”的提示。后世诸多文学作品,极尽意淫之能事,一味放大贵妃“以色邀宠”的本领,我以为有高估唐明皇生理功能之嫌。当然,再老的男人,对美色还是很受用的,何况这位美人儿长得如天仙一般。

  《霓裳羽衣曲》

  杨玉环除却容貌出众,更令玄宗神魂颠倒的是她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修养。史载她“善歌舞,通音律”,而玄宗也有同好,这就难怪他会将她视为自己的艺术知音和精神伴侣了。这一点,从他“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的欣喜语气里便可知。

  唐玄宗熟悉音律,对曲乐、舞蹈都颇有研究,不少贵族子弟在梨园都曾受过他的训练。《旧唐书》里记载,玄宗曾组建过“宫廷乐队”,选拔子弟300人,宫女数百人,招呼他们作指导。对于这样很有才情的“艺术”帝王,精通音律的杨玉环自然显得格外有魅力。据说有一次,玄宗倡议用内地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5种乐器开一场演奏会,贵妃积极应和。当时贵妃怀抱琵琶,玄宗手持羯鼓,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此,有白居易诗为证:“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杨玉环还是个击磬高手,她演奏时“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梨园弟子,莫能及之”。玄宗为讨得美人欢心,特意令人以蓝田绿玉精琢为磬,并饰以金钿珠翠,珍贵无比。

  ,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引荐下,唐玄宗把目光投向了武惠妃相似的儿媳杨玉环。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与李瑁成亲五载的杨玉环离开寿王府,来到骊山,此时她才22岁,玄宗则56岁,玄宗先令她出家为女道士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并赐道号“太真”。

  天宝四年,唐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后,遂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玄宗自废掉王皇后就再未立后,因此杨贵妃就相当于皇后。

  杨贵妃有三位姐姐,皆国色,也应召人宫,封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十万钱。虢国夫人杨花花排行第三,以天生丽质自美,不假脂粉。杜甫《虢国夫人》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思,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宛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杜诗详注》卷二)乃为事实之写照。

  杨玉环自入宫以来,遵循封建的宫廷体制,不过问朝廷政治,不插手权力之争,以自己的妩媚温顺及过人的音乐才华受到玄宗的百般宠爱,虽曾因妒而触怒玄宗,以致两次被送出宫,此外,杨玉环在宫中与安禄山有染,但最终玄宗还是难以割舍她。直至安史之乱,唐玄宗仅带杨贵妃西逃,在马嵬坡兵谏时,杨贵妃被逼赐死,年方38岁。

  今陕西兴平县有杨贵妃墓,占地3000平方米,墓侧有李商隐、白居易、林则徐等历代诗碑。临潼骊山北麓有华清池,传为杨贵妃“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遗迹,其中尤以“贵妃池”更为著名,传为杨贵妃专用的浴池,故又称“妃子汤”,池侧有“凉发亭”,传为贵妃浴罢凉发梳头之处。这些名胜古迹因为与古代著名美人杨贵妃有密切关系,而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编辑本段]相关故事诗辞

  杨玉环玄宗亲谱《霓裳羽衣曲》,召见杨贵妃时,令乐工奏此新乐,赐杨氏以金钗钿合,并亲自插在杨氏鬓发上。玄宗对后宫人说:“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古今宫闱秘记》卷三)复制新曲《得宝子》,足见宠幸之隆。时宫中未立新皇后,宫人皆呼杨氏为“娘子”,实居后位。郑处诲讲了一个故事,说在杨玉环晋为贵妃之后,岭南贡上一只白鹦鹉,能模仿人语,玄宗和杨贵妃十分喜欢,称它为“雪花女”,宫中左右则称它为“雪花娘”。玄宗令词臣教以诗篇,数遍之后,这只白鹦鹉就能吟颂出来,逗人喜爱。玄宗每与杨贵妃下棋,如果局面对玄宗不利,侍从的宦官怕玄宗输了棋,就叫声“雪花娘”,这只鹦鹉便飞入棋盘,张翼拍翅,“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明皇杂录》)后来这只可爱的“雪花娘”被老鹰啄死,玄宗与杨贵妃十分伤心,将它葬于御苑中,称为“鹦鹉冢”。元朝诗人杨维桢《无题效商隐体诗》云:“金埒近收青海骏,锦笼初放雪衣娘。”(《铁崖集》)就是咏及玄宗与杨贵妃的宠物白鹦鹉的。玄宗对宠物白鹦鹉尚且如此珍惜,其对杨贵妃的厚宠更不待言了。

  由于杨贵妃得到重宠,她的兄弟均赠高官,甚至远房兄弟杨钊,原为市井无赖,因善计筹,玄宗与杨氏诸姐妹赌博,令杨钊计算赌账,赐名国忠,身兼支部郎中等十余职,操纵朝政。玄宗游幸华清池,以杨氏五家为扈从,每家一队,穿一色衣,五家合队,五彩缤纷。沿途掉落首饰遍地,闪闪生光,其奢侈无以复加。杨家一族,娶了两位公主,两位郡主,玄宗还亲为杨氏御撰和彻书家庙碑。

  有一次,杨贵妃恃宠骄纵,得罪了玄宗,被玄宗谴归娘家。可是,贵妃出宫后,玄宗饮食不进,高力土只得又把她召回来。750年,贵妃偷了二十五郎邠的紫玉笛,独吹自娱。事发,以忤旨又被送出宫外。贵妃出宫后,剪下一绺青丝,托中使张韬光带给玄宗,玄宗大骇,又令高力士把她召回。张祜《分王小管》诗云:“金舆还幸无人见,偷把分王小管吹。”(《中晚唐诗叩弹集》卷五)就是咏此事的。杨贵妃知道玄宗没有她,便寝食不安,更为骄纵,杨家“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时人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谣。(《杨太真外传)))李肇说:“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唐国史补》卷上)杜牧《过华清宫》诗云:

  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中晚唐诗叩弹集》卷六)

  就是咏岭南贡荔之事,后世岭南荔枝有“妃子笑”者,据说得名于此。

  天宝中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立过边功,深得玄宗宠信,令杨氏姐妹与禄山结为兄妹,杨贵妃则认禄山为干儿子。禄山以入宫谒见干娘为名,竟明目张胆地调戏起杨贵妃来。

  杨贵妃在长安庆祝最后一次生日,是755年六月一日于华清宫,玄宗令梨园置乐,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曲名,适广东南海进荔枝到,遂以《荔枝香》为曲名。同年十一月,安禄山反,玄宗仓皇入川,次年途经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军队哗变,逼玄宗诛杨国忠,赐杨贵妃自尽,时年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玄宗与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能诗,《全唐诗》收有其《赠张云容舞》一首云: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枭枭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这是以女人写女入的舞姿,比之秋烟芙容,若隐若现;复比之岭上风云,飘忽无定,更比之柳丝拂水,婀娜轻柔,衬以罗袖动香,可谓出神入化。在诗词中反映杨贵妃的故事是很多的,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云: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中晚唐诗叩弹集》卷六)

  就是咏贵妃放事。至于李白《清平调词》三首,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句(《李太白全集》卷五)更成为千古绝唱。贵妃死后,玄宗人蜀,“行至扶风道,……又至斜谷口,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杨太真外传》)这就是后来宋词《雨霖铃》词牌的由来。

  在戏剧中演杨贵妃的故事更多,元朝白朴撰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明朝有屠隆隆《彩毫记》传奇、吴世美《惊鸿记》传奇、无名氏《磨尘鉴》传奇,清朝有洪升《长生殿》传奇,京剧有《百花亭》、《贵妃醉酒》、《太真外传》、《马嵬坡》等,其它地方剧种也有许多演杨贵妃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尤以梅兰芳主演的京剧《贵妃醉酒》,以其独创性及卓越演技唱腔,饮誉海内外。小说则有《杨太真外传》、陈鸿《长恨歌传》、《隋唐演义》等。

  杨贵妃与含羞草

  有一种小巧玲珑的花卉,它的复叶酷似芙蓉枝,点点对称,宛如鸟羽。植株上缀以数朵谈红色的小花,状若杨梅。人们用手一指,它那羽状小叶便很快闭合,叶柄也慢慢垂下,就象初涉人世的少女,因为纯洁和朴实,才那样忸怩、娇羞,所以人们都叫它“含羞草”。

  传说杨玉环初人宫时,因见不到君王而终日愁眉不展。有一次,她和宫女们一起到宫苑赏花,无意中碰着了含羞草,草的叶子立即卷了起来。宫女们都说这是杨玉环的美貌,使得花草自惭形秽,羞得抬不起头来。唐明皇听说宫中有个“羞花的美人”,立即召见,封为贵妃。从此以后,“羞花”也就成了杨贵妃的雅称了。含羞草“羞”于见人,是由于植物电的缘故。含羞草的叶栖基部,

  有一个薄壁细胞组织叫做“叶褥”,平时里面充满了足够的水分。当叶片受到刺激时,薄壁细胞里的水分,在植物电的指令下,立即向上部与两侧流去。由于叶片的重量增加,就产生了叶片闭合,叶柄耷垂的现象。含羞草植株纤细娇弱,为了生存,它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形成了这种适应环境的特殊本领。

  [编辑本段]杨贵妃下落之谜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杨贵妃之死也有其它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系吞金而死。这种说法仅见于刘禹锡所用的《马嵬行》一诗。刘氏之诗曾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陈氏怀疑刘诗“贵人饮金屑”之语,是得自“里儿中”,故而才与众说有异。然而,陈氏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儿中”才传得此说。

  还有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由上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驿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六军”将士们以“祸本尚在”的理由,要求处死杨贵妃。如果人们继续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杨贵妃就会被当作褒姒或者妲己一类的坏女人,除了世人痛骂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赞扬。即使她是人间什么绝色或者盛唐女性美的代表者,也不会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产生怜悯与宽恕。全部的问题在于: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既有其自取其咎的一面,更有作为牺牲品的一面。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编录者坚信随着考古新发现,从科技发展观点看问题,杨贵妃下落谜底,离开史实一定会愈来愈近。根据具有正史参考价值的唐朝时许子真编著的《全唐文》卷四、三,“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所记载,杨玉环最少应有三个籍贯是不足为奇的。第一籍贯是生父杨 维祖籍的容县十里乡杨外村;第二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后军都督署任职的义父杨 康的祖籍;第三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任长吏的义父杨 琰,杨 琰祖籍陕西弘农华阴,后迁居山西蒲州永乐。

  2004年,随着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墓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完成,考证了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是当年容州府所辖14个州中的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幼年被送入宫中,赐姓高。专家在研读高力士生平的墓志铭时,意外发现当年驿马传送进宫供杨贵妃享用的荔枝是一种产自高力士与杨玉环家乡的名为“白玉罂”的优质早熟荔枝。高力士与杨玉环同为容州都督府人氏,高力士的潘州家乡与杨玉环的容州普宁县家乡相距仅100公里,这一考古新发现,考证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的荔枝来自何处的长期争议。这一考古新发现,还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日本山口县油谷町的二尊院内藏有两本古文书记载着当地关于杨贵妃的传说: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到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由于高力士与杨玉环是老乡,加之在宫中接触较密切,深知杨玉环身世,因此高力士曾断言“贵妃诚无罪”,陈玄礼与高力士协助杨玉环出逃的唯一安全可靠的线路就是,南逃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至海外。

  [编辑本段]马嵬坡的杨贵妃墓

  杨贵妃墓的陵园小巧玲珑,进门正面是一座三间仿古式献殿,穿越献殿就是墓冢,占地约一公亩,高约三米,墓家冢以青砖包砌。在墓东、西、北三面有回廊,镶嵌有大小不等的石碑,刻有历史名人的游记和题咏。

  杨贵妃墓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扩建的白居易《长恨歌》画廊和“安史之乱”展馆正在加紧建设。杨贵妃汉白玉雕像已竖立于前期扩建的陵园之中。

  说来也奇,日本也有两座杨贵妃墓,京都等古城还有她的塑像。历史上的杨贵妃自缢死于马嵬坡,日本何来贵妃墓一直是个迷。但国内学者俞平伯、周作人先生早年著文说:“杨贵妃辗转到日本定居。日本学者渡边龙策在《杨贵妃复活秘史》一文中考证说,杨贵妃逃脱马嵬坡后得到唐代舞女和乐师的帮助,辗转到扬州,在那里不仅见到乐其兄杨国忠、长子杨暄之妾及其幼子,还见到日本遣唐使团的藤原制雄,在藤原的协助下,杨贵妃搭乘日本使团的船到日本久津登陆,时间为公元757年。到日本后杨贵妃受到天皇孝谦的热诚接待。后来,杨贵妃以她的智谋帮助孝谦挫败了一次宫廷政变,从此在日本名声大震,获得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妇女的好感。至今还有日本妇女说她是杨贵妃的后代。一些日本妇女到马嵬坡访问时,总喜欢装一袋白色的“贵妃土”带回去。而当地人传说贵妃洁白的皮肤把周围的土染白了,妇女取“贵妃土”搽脸美容,坟土因此变少,后来不得不砌砖盖顶和围边。

历史迷案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杨贵妃之死也有其它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系吞金而死。这种说法仅见于刘禹锡所用的《马嵬行》一诗。刘氏之诗曾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陈氏怀疑刘诗“贵人饮金屑”之语,是得自“里儿中”,故而才与众说有异。然而,陈氏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儿中”才传得此说。

  还有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由上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驿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六军”将士们以“祸本尚在”的理由,要求处死杨贵妃。如果人们继续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杨贵妃就会被当作褒姒或者妲己一类的坏女人,除了世人痛骂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赞扬。即使她是人间什么绝色或者盛唐女性美的代表者,也不会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产生怜悯与宽恕。全部的问题在于: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既有其自取其咎的一面,更有作为牺牲品的一面。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编录者坚信随着考古新发现,从科技发展观点看问题,杨贵妃下落谜底,离开史实一定会愈来愈近。根据具有正史参考价值的唐朝时许子真编著的《全唐文》卷四、三,“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所记载,杨玉环最少应有三个籍贯是不足为奇的。第一籍贯是生父杨 维祖籍的容县十里乡杨外村;第二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后军都督署任职的义父杨 康的祖籍;第三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任长吏的义父杨 琰,杨 琰祖籍陕西弘农华阴,后迁居山西蒲州永乐。

  2004年,随着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墓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完成,考证了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是当年容州府所辖14个州中的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幼年被送入宫中,赐姓高。专家在研读高力士生平的墓志铭时,意外发现当年驿马传送进宫供杨贵妃享用的荔枝是一种产自高力士与杨玉环家乡的名为“白玉罂”的优质早熟荔枝。高力士与杨玉环同为容州都督府人氏,高力士的潘州家乡与杨玉环的容州普宁县家乡相距仅100公里,这一考古新发现,考证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的荔枝来自何处的长期争议。这一考古新发现,还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日本山口县油谷町的二尊院内藏有两本古文书记载着当地关于杨贵妃的传说: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到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由于高力士与杨玉环是老乡,加之在宫中接触较密切,深知杨玉环身世,因此高力士曾断言“贵妃诚无罪”,陈玄礼与高力士协助杨玉环出逃的唯一安全可靠的线路就是,南逃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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