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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和汉书对于李将军列传,以《李将军列传》和《苏武传》为例谈谈

日期:来源:史记和汉书对于李将军列传编辑:中国历史知识

以《李将军列传》和《苏武传》为例谈谈s《史记》与《汉书》的异同,2000字

  班马文章——从《李将军列传》与《苏武传》看《史记》、《汉书》的异同

  “苏武牧羊”“苏武持节”“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古老的故事,童年的记忆,历史的瞬间在幼小的心灵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二十四史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可以仰望而难以靠近的繁星,尽管白话《通鉴》、新编《二十四史》、图说历史之类的图书火热出炉,但蔓延千载支流错综的历史长河依然是一副模糊地面孔,留着人们心中只是一些精彩的片段。

  李广和苏武或许已不是历史人物,而是活在国人心中有血有肉的英雄,不只是符号。但顽强的生命力不可能是无根之树,《史记》、《汉书》正是哺育他们存活的源头灵水。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史记》和《汉书》中的“纪”、“传”作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叙事散文,通过对不同阶层、个性、职业的人物为读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班马在刻画人物时,都擅长把握传主的个性加以渲染。《史记•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上着意表现他高超的射艺,射射雕者,射杀白马胡将,射杀追骑,射石没镞,大黄射裨将……《汉书•苏武传》即着意突出苏的忠贞,两次自刎,痛骂卫律,呕血祭君……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对比也班马两家喜用的笔法,李广的简易,程不识的严谨;李广的神勇,李蔡的平庸;苏武的忠贞,卫律的反复。在对比中具体直观的凸显出人物的特性。此外,通过他人的评价、感慨,从侧面上塑造形象也班马惯用的伎俩,借文帝的感慨暗示李广悲剧的一生,借李陵别离的寄语肯定苏武的功劳。

  在表现手法上,班马的技艺都是炉火纯青的,对话、独白、白描、心理描写、外貌描写等等应有尽有。

  但司马迁笔调疏荡有奇气,班固笔调缜密而严谨,在司马迁的笔下李广的形象更为丰富、复杂,不像苏武那样单一、完美。他英勇善战,抚爱士卒,敢于承担责任,但也有度量狭小,睚眦必报的缺点,如军中斩霸陵尉,诈坑降兵八百人。

  司马迁身受奇辱含羞苟活,故其愤懑悲痛之情常溢于笔端,同是悲剧人物,同样让人感动、同情、赞美。但对于苏武的不幸在感慨、激动中时时带有几分羡慕之情。李广的遭遇却使人在悲悯、不平中扼腕唏嘘,留下几滴痛惜之泪。班文是一种赞美和弘扬,马文事一种鸣冤和抨击。

《史记》与《汉书》的人物对比?

  《史记》、《汉书》人物塑造分析   

  《史记》贯通上下3000年的历史,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展开社会生活的画面,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在体制上承袭《史记》,多半取材于《史记》,但因班固受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缺乏司马迁的深刻见识和批判精神。

  但作为一个历史家,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都重视历史事实。传记中也都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触及人民的疾苦,流露对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

  《史记》和《汉书》在描写人物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点,下面以《李将军列传》和《苏武传》为例分析二者在人物塑造的共通之处。

  首先,运用对比烘托,丰富人物形象。

  《李将军列传》中“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工为侯者,广无功”,“后三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广射其裨将,胡虏益解,是时广军几没,广军功自如,无赏”,将李广带兵作战的英勇事迹与不公平待遇对比,形成强烈反差,同情李广的不幸遭遇,也借以谴责朝廷赏罚制度的不合理。《苏武传》,苏武说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的话时,李陵不禁自惭形秽,喟然叹息地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两两对照,异常鲜明,反衬苏武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

  其次,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

  《李将军列传》,“李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突出李广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强调,只有上下一心,才能战胜敌人。《苏武传》,“见犯犹死,重负国,欲自杀”,“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苏武欲以身殉国,誓死捍卫尊严,表现对国家的忠诚与爱护。

  再次,在典型环境中表现人物。

  《李将军列传》,“广乃遂纵百骑往驰三人,遇匈奴有数千骑,前,下马解鞍,匈奴以为诱骑,不敢击”,表现李广智勇双全,但也好逞一时之勇,将危机之下的李广刻画的栩栩如生。《苏武传》,“武既至海上,禀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以食,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苏武在北海牧羊环境恶劣,但仍坚持,表现苏武坚定不移的气节,忠于祖国的一片丹心。

  《史记》、《汉书》内容丰富深刻,一方面揭露统治者的丑恶面貌,朝廷制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表达了农民的思想和愿望以及歌颂爱国英雄。《史记》在这方面的爱憎感情较为强烈,而《汉书》则较少表露。

史记和汉书的区别?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而《汉书》则是班固所著。《史记》和《汉书》无论在历史观点、语言风格或体制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1)司马迁作《史记》,虽以孔子作《春秋》自许,但他却不赞成《春秋》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於帝王贵族的罪恶,都能据实的揭露出来。他又不以成败论人,如把陈涉列入「世家」、项羽列入「本纪」,给予他们很高的历史地位。《汉书》是受诏而作的官书,其立场是为封建王朝服务,所以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批判精神。(2)《史记》在语言运用上,大量吸取民间口语、谚语和歌谣,具有通俗流畅、浅易近人的特徵。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著名的赋家,重铺排,尚藻饰,并多用骈偶句法。史家范晔所说的「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正指出《史记》和《汉书》不同的风格。(3)《史记》参考各种史料文献,贯通和总结自有史以来至汉武帝为止数千年的历史,运用「本纪」、「世家」、「表」、「书」和「列传」五种体例组织配合起来,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汉书》是断代史,只记载西汉一代史事,其体例多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虽不及《史记》规模宏伟,但由於时代只有二百余年,加以有《史记》作参考,故所记史事较为详尽。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一、《汉书》体例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起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专记西汉一代的历史。他的体例基本承袭《汉书》,仅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共计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一百篇。

二、《汉书》成书经过

班固的父亲班彪,曾续《史记》成《史记后传》若干篇;班固于明帝永平元年(58)在父亲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撰定《汉书》,五年后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被捕入狱,得弟班超营救,明帝亲阅所写传记,不仅没有处分,反而供职兰台,敕令修史;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后经历了二十八年。一部分“志”、“表”,还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及马续续补完成的。

三、《汉书》与《史记》的比较

《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

1、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故《汉书》对人物事件的抑扬褒贬,常常有失于公正客观,而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

①不赞成改革:《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晋书·张辅传》)

②“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马总《意林》卷5引杨泉《物理论》)

③“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9)

④“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师友雅集》)

⑤“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2、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

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馀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3、《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汉书》一书在体裁上承袭史记为纪传体。亦略有变更,改书为志,省去世家。全书共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言。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0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共二百三十年。

虽言汉书为断代史,列传、本纪均以西汉为断限,但八表、十志则例外,如《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列叙其中。《百官公卿表》则溯自秦代官制,非限于西汉一朝。十志,有《礼乐》、《食货》、《地理》诸志,皆自古代开始叙述。

4、《汉书》叙一代之史,取材便利,又因东汉文风,渐趋华丽,故其叙事详密谨严,文字整饬赡丽,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文气流荡,富于神韵。

5、《汉书》从学术和文献的角度,不独在《史记》原有的纪传中增加学术事迹,多载学术文章与经世的文章,更特设《艺文志》,讲论学术源流。把文化学术纳入史的视野,这是《汉书》的一大贡献。

讲授篇目:

司马迁:△《项羽本纪》、《陈涉世家》、《魏其武安候列传》、 △《李将军列传》(节)、《报任少卿书》

班 固:△《苏武传》

论《汉书》和《史记》写作特点的不同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史记》五种体例。

第一、"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

第二、"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

第三、"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

第四、"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

第五、"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

《史记》在描写人物方面的特点:

第一、选取与天下兴亡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戏剧化的、激烈紧张的斗争冲突来凸现人物性格。

第二、用"互见法"来补充叙述、交待某些相关的历史背景、清洁或者细节,既避免叙述的重复,又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清晰、完整。

第三、重视以细节描写突显人物性格。

第四、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写出人物的神情。

《汉书》的写作特点:

第一、行文简练整饬,详赡严密。

第二、作者常常在平铺直叙中寓含褒贬,而且分寸掌握得相当准确。

第三、 对材料的取舍,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善于剪裁。

第四、 结构方面,作者十分注意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交待。

第五、作者收录了大量的辞赋散文,使文学性加强,然引文太多,有时也影响文气的连贯。

无论是题材,还是写作手法,史传文学都是后世小说,散文的重要源头。

《汉书》和《史记》的艺术特色

  1、《史记》的艺术特色: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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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2、《汉书》的艺术特色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间。其后一些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做过续补《史记》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汉书》。大体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传》。其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共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总计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但实际上,《汉书》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汉书》中既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只是,我们应该承认班固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又自有其方便之处。因此,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也有相当多的揭露,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惺惺相惜的同情。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只是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张禹传》写张禹的虚伪狡诈、善于阿谀取宠以保权位,不动声色却能入木三分。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又如写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苏武返汉时的复杂心情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

  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两节,写英雄人物苏武,固然生动强烈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浓厚感情,写降敌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脸谱化,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精髓的。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参考资料: 《中国文学史》 章培恒 骆玉明

谈谈对史记的看法

《史记》无论是对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在史学界开纪传体之先河,让人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还有司马迁在考证时的严谨性和纂写时的公正性,都对后世史学者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于是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史记》的史学精神对史学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史学精神,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实录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其中实录精神是最具影响的。所谓“实录”,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写实、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记载正史官书所不肯收录的下层人物都是实录精神的集中体现。《史记》的实录精神明辨是非善恶,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更深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史记》的文学界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首先,《史记》的求实求真的创作精神和批判精神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史记》真正做到了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

其次,《史记》渗透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再次,《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都为后代散文家所效法、学习。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一、它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如《项羽本纪》中“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刻画出了项羽的强悍卤直。又如《高祖本纪》中“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诈。二、善于引用民谣和谚语,如:《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极富表现力。

最后,《史记》对后世小说和戏曲产生了一定影响。《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史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典型化的细节、借助个性化语言、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等基本手法的运用对小说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另外,《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也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像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史记李将军列传译文

  将军李广,陇西郡成纪县人。他的先祖叫李信,秦朝时任将军,就是追获了燕太子丹的那位将军。他的家原来在槐里县,后来迁到成纪。李广家世代传习射箭之术。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人大举侵入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抗击匈奴,因为他善于骑射,斩杀敌人首级很多,所以被任为汉朝廷的中郎。李广的堂弟李蔡,也被任为中郎。二人又都任武骑常侍,年俸八百石。李广曾随从皇帝出行,常有冲锋陷阵、抵御敌人,以及格杀猛兽的事,文帝说:"可惜啊!你没遇到时机,如果让你正赶上高祖的时代,封个万户侯那还在话下吗!"

  到景帝即位后,李广任陇西都尉,又改任骑郎将。吴、楚七国叛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随从太尉周亚夫反击吴、楚叛军,在昌邑城下夺取了敌人的军旗,立功扬名。可是由于梁孝王私自把将军印授给李广,回朝后,朝廷没有对他进行封赏。调他任上谷太守,匈奴每天都来交战。典属国公孙昆(hún,魂)邪(yé,爷)对皇上哭着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己仗恃有本领,屡次和敌人正面做战,恐怕会失去这员良将。"于是又调他任上郡太守。以后李广转任边境各郡太守,又调任上郡太守。他曾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太守,都以奋力作战而出名。

  匈奴大举入侵上郡,天子派来一名宦官跟随李广学习军事,抗击匈奴。这位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纵马驰骋,遇到三个匈奴人,就与他们交战,三个匈奴人回身放箭,射伤了宦官,几乎杀光了他的那些骑兵。宦官逃回到李广那里,李广说:"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能手。"李广于是就带上一百名骑兵前去追赶那三个匈奴人。那三个人没有马,徒步前行。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左右散开,两路包抄。他亲自去射杀那三个人,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把他捆绑上马之后,远远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他们看到李广,以为是诱敌之骑兵,都很吃惊,跑上山去摆好了阵势。李广的百名骑兵也都大为惊恐,想回马飞奔逃跑。李广说:"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照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一百名骑兵只要一跑,匈奴就要来追击射杀,我们会立刻被杀光的。现在我们停留不走,匈奴一定以为我们是大军来诱敌的,必定不敢攻击我们。"李广向骑兵下令:"前进!"骑兵向前进发,到了离匈奴阵地还有大约二里的地方,停下来,下令说:"全体下马解下马鞍!"骑兵们说:"敌人那么多,并且又离得近,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那些敌人原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我们都解下马鞍表示不逃,这样就能使他们更坚定地相信我们是诱敌之兵。"于是匈奴骑兵终于不敢来攻击。有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立即上马和十几名骑兵一起奔驰,射死了那骑白马的匈奴将领,之后又回到自己的骑兵队里,解下马鞍,让士兵们都放开马,随便躺卧。这时正值日幕黄昏,匈奴军队始终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匈奴兵又以为汉朝有伏兵在附近,想趁夜偷袭他们,因而匈奴就领兵撤离了。第二天早晨,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营中,大军不知道李广的去向,所以无法随后接应。

  过了好几年,景帝去世,武帝即位。左右近臣都认为李广是名将,于是李广由上郡太守调任未央宫的禁卫军长官,程不识也来任长乐宫的禁卫军长官。程不识和李广从前都任边郡太守并兼管军队驻防。到出兵攻打匈奴的时候,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队列和阵势,靠近水丰草茂的地方驻扎军队,停宿的地方人人都感到便利,晚上也不打更自卫,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但他远远地布置了哨兵,所以不曾遭到过危险。程不识对队伍的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等要求很严格,夜里打更,文书军吏处理考绩等公文簿册要到天明,军队得不到休息,但也不曾遇到危险。程不识说:"李广治兵简便易行,然而敌人如果突然进犯他,他就无法阻挡了。而他的士卒倒也安逸快乐,都甘心为他拼死。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纷繁忙乱,但是敌人也不敢侵犯我。"那时汉朝边郡的李广、程不识都是名将,但是匈奴人害怕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大多愿意跟随李广而以跟随程不识为苦。程不识在景帝时由于屡次直言进谏被封为太中大夫,为人清廉,谨守朝廷文书法令。

  后来,汉朝用马邑城引诱单于,派大军在马邑两旁的山谷中埋伏,李广任骁(xiāo,消)骑将军,受护军将军韩安国统领节制。当时单于发觉了汉军的计谋,就逃跑了。汉军都没有战功。四年以后,李广由卫尉被任为将军,出雁门关进攻匈奴。匈奴兵多,打败了李广的军队,并生擒了李广。单于平时就听说李广很有才能,下令说:"俘获李广一定要活着送来。"匈奴骑兵俘虏了李广,当时李广受伤生病,就把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装在绳编的网兜里躺着。走了十多里,李广假装死去,斜眼看到他旁边的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一纵身跳上匈奴少年的马,趁势把少年推下去,夺了他的弓,打马向南飞驰数十里,重又遇到他的残部,于是带领他们进入关塞。匈奴出动追捕的骑兵几百名来追赶他,李广一边逃一边拿起匈奴少年的弓射杀追来的骑兵,因此才能逃脱。于是回到汉朝京城,朝廷把李广交给执法官吏。执法官判决李广损失伤亡太多,他自己又被敌人活捉,应该斩首,李广用钱物赎了死罪,削职为民。

  转眼间,李广在家已闲居数年,李广家和已故颖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一起隐居在兰田,常到南山中打猎。曾在一天夜里带着一名骑马的随从外出,和别人一起在田野间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大声喝斥,禁止李广通行。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许通行,何况是前任呢!"便扣留了李广,让他停宿在霸陵亭下。没过多久,匈奴入侵杀死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将军(韩安国),韩将军迁调右北平。于是天子就召见李广,任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随即请求派霸陵尉一起赴任,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

  李广驻守右北平,匈奴听说后,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躲避他好几年,不敢入侵右北平。

  李广外出打猎,看见草里的一块石头,以为是老虎就向它射去,射中了石头,箭头都射进去了,过去一看,原来是石头。接着重新再射,始终不能再射进石头了。李广驻守过各郡,听说有老虎,常常亲自去射杀。到驻守右北平时,一次射虎,老虎跳起来伤了李广,李广也终于射死了老虎。

  李广为官清廉,得到赏赐就分给他的部下,饮食总与士兵在一起。李广一生到死,做二千石俸禄的官共四十多年,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始终也不谈及家产方面的事。李广身材高大,两臂如猿,他善于射箭也是天赋,即便是他的子孙或外人向他学习,也没人能赶上他。李广语言迟钝,说话不多,与别人在一起就在地上画军阵,然后比射箭,按射中较密集的行列还是较宽疏的行列来定罚谁喝酒。他专门以射箭为消遣,一直到死。李广带兵,遇到缺粮断水的地方,见到水,士兵还没有完全喝到水,李广不去靠近水;士兵还没有完全吃上饭,李广一口饭也不尝。李广对士兵宽厚和缓不苛刻,士兵因此爱戴他,乐于为他所用。李广射箭的方法是,看见敌人逼近,如果不在数十步之内,估计射不中,就不发射。只要一发射,敌人立即随弓弦之声倒地。因此他领兵有几次被困受辱,射猛兽也曾被猛兽所伤。

  没过多久,石建死了,于是皇上召见李广,让他接替石建任郎中令。元朔六年(前123年)李广又被任为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的军队从定襄出塞,征伐匈奴。许多将领因斩杀敌人首级符合规定数额,以战功被封侯,而李广的军队却没有战功。过了两年,李广以郎中令官职率领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塞,博望侯张骞(qiān,千)率领一万骑兵与李广一同出征,分行两条路。行军约几百里,匈奴左贤王率领四万骑兵包围了李广,李广的士兵都很害怕,李广就派他的儿子李敢骑马往匈奴军中奔驰。李敢独自和几十名骑兵飞奔,直穿匈奴骑兵阵,又从其左右两翼突出,回来向李广报告说:"匈奴敌兵很容易对付啊!"士兵们这才安心。李广布成圆形兵阵,面向外,匈奴猛攻,箭如雨下。汉兵死了一半多,箭也快用光了。李广就命令士兵拉满弓,不要放箭,而李广亲自用大黄弩弓射匈奴的副将,杀死了好几个,匈奴军才渐渐散开。这时天色已晚,军吏士兵都面无人色,可是李广却神态自然,更加注意整顿军队。军中从此都很佩服他的勇敢。第二天,又去奋力作战,博望侯的军队也赶到了,匈奴军才解围退去。汉军非常疲惫,所以也不能去追击。当时李广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好收兵回朝。按汉朝法律,博望侯行军迟缓,延误限期,应处死刑,用钱赎罪,降为平民。李广功过相抵,没有封赏。

  当初,李广的堂弟李蔡和李广一起侍奉文帝。到景帝时,李蔡累积功劳已得到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武帝时,做到代国的国相。元朔五年(前124)被任为轻车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右贤王有功,达到斩杀敌人首级的规定,被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前121)间,代公孙弘任丞相。李蔡的才干在下等之中,声名比李广差得很远,然而李广得不到封爵和封地,官位没超过九卿,可是李蔡却被封为列侯,官位达到三公。李广属下的军官和士兵们,也有人得到了侯爵之封。李广曾和星象家王朔私下闲谈说:"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不参加。可是各部队校尉以下的军官,才能还不如中等人,然而由于攻打匈奴有军功被封侯的有几十人。我李广不算比别人差,但是没有一点功劳用来得到封地,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我的骨相就不该封侯吗?还是本来就命该如此呢?"王朔说:"将军自己回想一下,难道曾经有过值得悔恨的事吗?"李广说:"我曾当过陇西太守,羌人有一次反叛,我诱骗他们投降,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用欺诈手段在同一天把他们都杀了。直到今天我最大的悔恨只有这件事。"王朔说:"能使人受祸的事,没有比杀死已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也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

  又过了两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大举出征匈奴,李广几次亲自请求随行。天子认为他已年老,没有答应;好久才准许他前去,让他任前将军。这一年是元狩四年(前119)。

  李广不久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出边塞以后,卫青捉到敌兵,知道了单于住的地方,就自己带领精兵去追逐单于,而命令李广和右将军的队伍合并,从东路出击。东路有些迂回绕远,而且大军走在水草缺少的地方,势必不能并队行进。李广就亲自请求说:"我的职务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却命令我改从东路出兵,况且我从少年时就与匈奴作战,到今天才得到一次与单于对敌的机会,我愿做前锋,先和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卫青曾暗中受到皇上的警告,认为李广年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敌,恐怕不能实现俘获单于的愿望。那时公孙敖刚刚丢掉了侯爵,任中将军,随从大将军出征,大将军也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与单于对敌,故意把前将军李广调开。李广当时也知道内情,所以坚决要求大将军收回调令。大将军不答应他的请求,命令长史写文书发到李广的幕府,并对他说:"赶快到右将军部队中去,照文书上写的办。"李广不向大将军告辞就起程了,心中非常恼怒地前往军部,领兵与右将军赵食(yì,义)其(jī,基)合兵后从东路出发。军队没有向导,有时迷失道路,结果落在大将军之后。大将军与单于交战,单于逃跑了,卫青没有战果只好回兵。大将军向南行渡过沙漠,遇到了前将军和右将军。李广谒见大将军之后,回到自己军中。大将军派长史带着干粮和酒送给李广,顺便向李广和赵食其询问迷失道路的情况,卫青要给天子上书报告详细的军情。李广没有回答。大将军派长史急切责令李广幕府的人员前去受审对质。李广说:"校尉们没有罪,是我自己迷失道路,我现在亲自到大将军幕府去受审对质。"

  到了大将军幕府,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我从少年起与匈奴打过大小七十多仗,如今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同单于军队交战,可是大将军又调我的部队去走迂回绕远的路,偏又迷失道路,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已六十多岁了,毕竟不能再受那些刀笔吏的侮辱。"于是就拔刀自刎了。李广军中的所有将士都为之痛哭。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不论认识的不认识的,也不论老的少的都为李广落泪。右将军赵食其单独被交给执法官吏,应判为死罪,用财物赎罪,降为平民。

  李广有三个儿子,名叫当户、椒、敢,都任郎官。一次天子和弄臣韩嫣戏耍,韩嫣有点放肆的举动,李当户去打韩嫣,韩嫣逃跑了,于是天子认为当户很勇敢。当户死得早,李椒被封为代郡太守,二人都比李广先死。当户有遗腹子名李陵。李广死在军中的时候,李敢正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李广死后第二年,李蔡以丞相之位侵占景帝陵园前大道两旁的空地,因而获罪,应送交法吏查办,李蔡不愿受审对质,也自杀了,他的封国被废除。李敢以校尉官职随从骠骑将军出击匈奴左贤王,奋力作战,夺得左贤王的战鼓和军旗,斩杀很多敌人首级,因而赐封了关内侯的爵位,封给食邑二百户,接替李广任郎中令。不久,李敢怨恨大将军卫青使他父亲饮恨而死,就打伤了大将军,大将军把这件事隐瞒下来,没有张扬。又过了不久,李敢随从皇上去雍县,到甘泉宫打猎。骠骑将军霍去病和卫青有亲戚关系,就把李敢射死了。霍去病当时正在显贵并且受宠,皇上就隐瞒真相,说李敢是被鹿撞死的。又过一年多,霍去病死了。李敢有个女儿是太子的侍妾,很受宠爱,李敢的儿子李禹也受太子宠爱,但他贪财好利,李氏家族日渐败落衰微了。

  李陵到壮年以后,被选任为建章营的监督官,监管所有骑兵。他善于射箭,爱护士兵,天子认为李家世代为将,因而让李陵率领八百骑兵。李陵曾深入匈奴境内两千多里,穿过居延海,观察地形,没有遇见敌人就回来了。后被封为骑都尉,统率丹阳的楚兵五千人,在酒泉、张掖教练射箭,屯驻在那里防备匈奴。

  几年后,天汉二年(前99)秋天,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在祁连山进攻匈奴右贤王,武帝派李陵率领他的步兵射手五千人,出兵到居延海以北大约一千里的地方,想用此法分散敌人的兵力,不让他们专门去对付贰师将军。李陵已到预定期限就要回兵,而单于用八万大军包围截击李陵的军队。李陵军队只有五千人,箭射光了,士兵死了大半,但他们杀伤匈奴也有一万多人。李陵军边退边战,接连战斗了八天,往回走到离居延海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匈奴兵拦堵住狭窄的山谷,截断了他们的归路。李陵军队缺乏粮食,救兵也不到,敌人加紧进攻,并劝诱李陵投降。李陵说:"我没脸面去回报皇帝了!"于是就投降了匈奴。他的军队全军覆没,余下逃散能回到汉朝的只有四百多人。

  单于得到李陵之后,因平素就听说过李陵家的名声,打仗时又很勇敢,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使他显贵。汉朝知道后,就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儿全家。从此以后,李家名声败落,陇西一带的人士曾为李氏门下宾客的,都以此为耻辱。

  太史公说:《论语》里说:"在上位的人自身行为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能实行;自身行为不正,发下命令也没人听从。"这就是说的李将军吧!我所看到的李将军,老实厚道像个乡下人,开口不善讲话,可在他死的那天,天下人不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为他尽情哀痛。他那忠实的品格确实得到了将士们的信赖呀!谚语说:"桃树李树不会讲话,树下却自然地被人踩出一条小路。"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但可以用来比喻大道理呀。

为什么司马迁要把李广的后人也写入李将军列传?

太史公自序云:「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1]对李广有很高的评价。王昌龄广为流传的名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也深刻表达了对李广这位名将的仰慕之情。但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却有过这样的文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代名将,能力有目共睹,为什么终身未得封爵?又为什么以自刎结束一生?是本文欲探讨的问题之一。而李陵算是李广后代子孙中的佼佼者,但际遇为何与其祖同样不幸,其原因是本文欲探讨的问题之二。

由李广、李陵生平重要事迹谈起,并探讨两人的人物性格。李广事迹于《史记‧李将军列传》[2]有详细叙述,而李陵事迹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汉书‧李广苏建传》[3]、《汉书‧司马迁传》[4]等。所以,本文即以这些相关篇章为讨论文本。最后,探讨两人在关键时刻是求生还是求死的问题。

二、生平重要事迹

(一)李广

李广陇西郡成纪县人,他是一位深受后人尊敬的军事将领,经历多次战役,生平的重要事迹当然与军事表现密不可分。

文帝十四年(西元前166年),匈奴大举侵入,李广善于骑射,斩杀很多敌人立下战功,所以被任命为汉中郎。

景帝初年,任李广为陇西都尉,之后改任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随太尉周亚夫反击叛军,立下功劳。可是由于李广的将军印是梁孝王私自授给,因此,朝廷没有封赏他。之后调任上谷太守、又调任上郡太守。并曾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太守。任陇西太守时,曾诱骗八百多名羌人投降,之后却把他们都杀了。

匈奴大举入侵上郡时,朝廷派来宦官跟李广学习。有一次,这位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遇到三个匈奴的射雕手。宦官被匈奴人射伤了,骑兵也几乎被杀光。李广得知后就带一百名骑兵前去追赶那三人。李广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此时遇到几千名匈奴骑兵,惊险时刻靠着智取回到军营中。

武帝时,李广由上郡太守调任未央宫的禁卫军长官。之后,李广由卫尉被任为将军,出雁门关进攻匈奴。由于李广折损的士兵太多,自己又被敌人活捉,本应判斩首,允许他赎了死罪,削职为平民。

之后,任他为右北平太守、郎中令。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时,曾公报私仇杀了霸陵尉。在右北平时,匈奴称李广为「汉之飞将军」,不敢入侵。后又被任为后将军,跟随卫青的军队讨伐匈奴,李广未立战功。之后,与博望侯张骞一同出征,李广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当然也没有封赏。

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李广多次请求随卫青、霍去病出征匈奴,武帝勉强同意,任他为前将军。但武帝暗中警告大将军卫青,认为李广年纪大了,命运又不好,最好不要让他与敌军对战,恐怕对战事不利。最后李广因为承担所有迷路罪责而自刭,结束一生。

《史记‧李将军列传》司马迁对李广的叙述基本上是以人物的生命经历为主轴,「对故事发展过程的叙述不是简单的先后次序,而是在这个次序中表现了叙述者所理解的时间过程所展现的意义。」[5]各事迹间的因果与结局是由李广个人的性格所决定的。而在李广死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6]写全国军民对李广死亡的悲伤,当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悲伤,在此司马迁早已将个人生命情感融入角色中。

(二)李陵

李陵是李广的孙子,司马迁因为李陵之事而惨遭腐刑,在《史记‧李将军列传》恐怕不适合多说什么,因此传中对于李陵叙述得较为简略。史料有关李陵投降匈奴的事迹较为详细的是《汉书‧李广苏建传》、《汉书‧司马迁传》等。

李陵承袭李广善于射箭爱护属下的特质,最初,汉武帝派他率兵察探匈奴地形,表现不错,武帝因此封他为骑都尉。数年后,武帝派他与贰师将军李广利一同出兵匈奴,李陵主动请求担任分散匈奴兵力的任务,汉武帝明白告知没法给他马匹,李陵依然无所畏惧,只带了步兵五千人。

开始时,李陵还命人将部队经过的地形绘制成图,派陈步乐送回长安,汉武帝非常高兴。初时的确如李陵所愿以少胜多、战绩辉煌。 「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7]单于复召八万余骑攻打李陵,李陵率军边战边退,还斩杀匈奴三千余人。本来单于的部属认为,这次是单于亲自率领数万大军攻击,若还是不能消灭数千汉军,就应返回,以免遭受本国臣子及汉朝的轻视。而就在汉军又杀伤匈奴二千多人,匈奴即将撤兵之时,一名反叛的汉军把李陵部队没有后援、箭矢也将用尽的状况告诉匈奴。单于得知后情势逆转,至李陵部队将五十万支箭全部用尽,李陵还想凭一人之力生擒单于,但此事失败。之后韩延年战死、李陵投降。汉武帝原本希望李陵能死战,后来知道李陵兵败被俘,非常愤怒。

当时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认为李陵率极少兵力拼命对抗,最后之所以没有自杀,应当是还想找机会报效国家。但汉武帝却将司马迁下狱并处以腐刑。李陵在匈奴经过一年多,汉武帝曾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率军队接回李陵。公孙敖无功而返,又说:李陵帮忙匈奴训练士兵对抗汉军。汉武帝听后,下令诛杀李陵家族,以至于李陵的母亲、弟弟、妻子都被处死。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后,汉武帝才对当时让李陵军队处于孤立无援的事感到懊悔。

汉昭帝时,派任立政等人到匈奴招李陵归汉,但李陵担心再次受到侮辱而不敢答应。李陵在匈奴生活了二十余年,最后在匈奴病终。

三、人物刻划

(一)李广

司马迁塑造李广的形象,选材方面主要是透过几个较大的战役,如「上郡之战」、「雁门之战」、「右北平之战」、「随卫青击匈奴之战」等,以及一些能表现李广特色的细节来描写。

1.优点

李广是一位深受后人尊敬的军事将领,他的军事才能当然有值得称道之处。前文提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对李广的见解:「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分点叙述于下:

(1)「勇于当敌」

在「勇于当敌」方面,李广历经无数次战役(李广自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8]),与敌军对战都能勇敢无惧,即使在雁门关被俘,也能想办法脱困。当然「勇于当敌」也必须要靠他的「善于骑射」才能有所成就。文中对他的箭术非凡多所著墨,如射杀匈奴射雕手,射杀敌军白马将,射退敌人的追骑等。最有名的事迹应该是他外出打猎,误认草中石头为老虎而将箭头射进去石头里,及驻守右北平时,一次射杀老虎的事。

(2)「号令不烦」

在「号令不烦」方面,汉时李广、程不识都是有名的将领,程不识曾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9]李广、程不识一宽一严,呈现不同的带兵风格,然「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10]司马迁利用对照方式突显李广带兵的特色。

(3)「仁爱士卒」

在「仁爱士卒」方面,李广为官清廉,得到赏赐经常分给他的部下,饮食总与士兵在一起。李广带兵,遇到粮食缺乏水源不足的时候,若看到水,还有士兵没有喝到水,李广不靠近水。有士兵还没有吃到饭,李广则一口饭也不吃[11]。他对士兵宽厚不严苛,因此士兵爱戴他,乐于为他效力。因此,当李广自杀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军中同袍及天下不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老百姓,都为他哀痛。

2.缺点

由司马迁笔下,李广是一个具有善于骑射、为官廉洁、爱护部属等优点的人。但同时他也有不少缺点:

(1)木讷少言

李广不善言辞,是一个木讷少言的人[12]。在官场上不易与人沟通、表达自己的意见、展现自己的优点。

(2)「号令不烦」

前面提到的「号令不烦」是优点但也可以是缺点。如同前文所引程不识所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如果遇到敌人突然攻击,李广军队恐怕就不易抵挡了。

(3)「自恃其能」

且李广恐怕也犯了「自恃其能」的毛病[13]。明明箭术有缺陷:必定要在数十步之内,且确定能射中才会发射。因此造成他曾受困敌军、曾被猛兽所伤的惨痛经验。而且至汉武帝时,对匈奴作战已经采取主动出击战略,与文帝、景帝时的以防守为主已明显不同[14]。李广既然知道自己的箭术有缺点却没有想办法改善,在此情况下想建功立业非常困难。

(4)缺乏政治智慧

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15]李广身为国家重要的将领,却看不清楚汉景帝与梁孝王兄弟之间的政治斗争,也难怪无法受到封赏。

(5)心胸狭隘

李广性格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心胸狭隘。他曾杀霸陵尉:当李广被削职为民时,有一天带着一名随从外出,回来时经过霸陵亭,霸陵尉当时喝醉了,大声喝斥、禁止李广等人通行。等到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时,趁机请求让霸陵尉与他一起赴任,但到了军中就将霸陵尉杀了。很明显地李广是在「公报私仇」,也不管掌权者对他杀霸陵尉这件事做何感想。而这件事也说明了李广缺乏容忍与宽恕他人的雅量。

(6)诈骗而杀死已投降的敌军

李广自认自己的能力不比别人差但是却无法封侯,曾与精通望气之术的王朔私下讨论原因。王朔请他回想是否曾做过令自己悔恨之事。李广回想后说,在陇西太守任内,有一次羌人反叛,他使计谋诱骗八百多人投降,之后却还用诈骗手法把他们都杀了,使他非常悔恨。王朔说,人的祸事莫过于杀死已投降的人,这也就是您无法封侯的原因[16]。

最后,李广因生霸陵尉的气而杀人及不愿受指责而自刭,都突显了他无法忍受别人一丝一毫的侮辱。虽然,「李广之死固然是为了保全个人的自尊和名誉的自杀行为,但汉武帝和卫青两人多少是要负上相当一部分责任的。」[17]但李广保全个人的尊严,欠缺「忍辱」的修养,还是造成他悲剧结局的主要原因。

(二)李陵

李陵如同其祖李广,也是一个善于骑射、爱护部属的人。汉武帝派他带领骑兵八百人,深入匈奴领土察探地形,表现出他的胆识过人与勇敢机智。

《汉书‧李广苏建传》对李陵的一生,基本上围绕在李陵兵败投降这个重要事件上,对李陵寡不敌众及投降敌军前后的复杂心情做了详细地描写,也借此展现他的人物特色。

1.作战「深具谋略」但「自恃其能」

李陵带兵作战虽「深具谋略」但「自恃其能」。事件的开始,汉武帝召李陵,只想命他帮忙贰师将军做其部属。但李陵的雄心壮志显然不止于此,且在汉武帝说:没有马匹可以分配给他时[18],李陵还自负地回答说:用不着马匹,希望率步兵五千能以少胜多。李陵对于匈奴的作战确实深具谋略,斩杀许多敌军。但兵力实在过于悬殊、得不到援军及反叛汉军的献计,被匈奴几万大军包围,李陵的军队在极凶险的处境中虽然浴血作战,依然难逃战败的命运,最后投降匈奴。

在投降前,李陵曾说:如果再有数十支箭,我们就能够逃脱了。他对于战败充满悲愤与不甘。他曾对部下叹息说:「兵败,死矣!」但为部属所劝,因此又说:「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此时即已对生或死产生过犹豫。当汉武帝问司马迁对李陵之事的看法,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时说:

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鬬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19]

「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或许就是李陵当下决定活着的重要考量。

2.内心的冲突与矛盾

(1)忧「丈夫不能再辱」

汉昭帝时,派任立政等人到匈奴招李陵归汉。他的回答从:「吾已胡服矣!」到「归易耳,恐再辱,奈何!」再到「丈夫不能再辱。」[20]李陵此时内心应是充满着「无言的悲痛」[21],由于公孙敖之误,他的亲人早已被杀。

(2)生与死的矛盾

由李陵对苏武之言:「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22]可以看到李陵对自己辜负汉朝的痛苦,也对汉武帝法令的变化无常充满疑虑。可是当他看见苏武的至诚时,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23]表达了他对苏武深深的自惭与羞愧不如。

最后,在苏武返回汉朝之前,李陵与苏武道别时说:

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 [24]

之后,陵起舞,又歌曰:

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报恩将安归! [25]

李陵将自己陷入了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但母亲等家人却又已被杀死的矛盾情境。这无可挽回的局面,形成的是一种悲凉的氛围,让他把哀伤、难过、痛苦、羞愧、怨恨等复杂的情绪纠结于心。他内心的绝望、悲凄也在与苏武道别时表露无遗。

四、结语

由上文的探讨,李广与李陵祖孙两人到最后其实都身陷有志难伸、有口难辩的境地。王勃云:「李广难封」,李广终身未得封爵,除了他本身明显的性格缺点外,汉武帝曾私下对卫青说:「李广老,数奇」[26],「数奇」则是《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李广不能封侯的暗示[27]。所以,李广终究难封。而李广最后因羞对刀笔吏,不愿受辱而自刭,则完全是为了捍卫个人的自尊和名誉。

而李陵际遇与其祖李广同样不幸。李陵自炫其勇、自恃其能,仅率步兵五千出征,是造成他失败的原因。但汉武帝听信谗言、不明事理、刻薄寡恩,又何尝不是加深了他个人与家族的不幸的重要原因。且最后虽投降不死,心里复杂的情绪抑郁纠结终生。 《汉书‧李广苏建传》论赞云:「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28]班固对苏武的推崇赞扬是毋庸置疑的,但赞扬苏武有节有义的同时,即隐含了班固对李陵不能以死殉国的不满。

生死是人生重大事件。李广与李陵在关键时刻一人选择自刭,一人选择活下去,这里牵涉到面对关键时刻求生还是求死的问题。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士可杀不可辱」这些观念,长期且深深影响着传统中国社会。有学者统计,《史记》中自杀可计数者有622人[29]。关于自杀的模式,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分类法[30]。自杀,成为一种避免受辱的方式,而「为避免个人尊严受辱而自尽,此类事件在《史记》中出现频率极高。」[31]因为「生命固然可贵,但生命的存在不能以牺牲生命的尊严为代价。」[32]所以,司马迁《史记》中对那些在关键时刻为实践理想、宁死不辱而从容赴死的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如:项羽、屈原、李广等人。

但在此同时,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赞扬了许多关键时刻保全生命、忍辱负重的人,如伍子胥、韩信、季布等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也认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 」[33]虽然最后兵败到投降这样不得已的地步,之所以苟且活下来,是想要忍辱以求将来建功。且「勇者不必死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34]在死得其所的前提下,司马迁为李陵、也为自己的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找到了立足点。

因此,「如何评价生死的价值,关键就在于在何种条件下为何种目的去决定一个艰难的选择。」[35]李广不愿受辱自刭而死,悲剧英雄的形象也就因此铭刻在人们的心上。而李陵对生存的选择,与传统「家国、节义的价值取向」[36]这样的观念显然是完全违背的。虽然有司马迁为他辩解,但终须面对许多平常人难以忍受的挫折与苦难,他的悲哀与无奈将更胜于李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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