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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厚兰,为什么文革时期的“五虎上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

日期:来源:谭厚兰编辑:中国历史知识

为什么文革时期的“五虎上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到了平反的时候平均仅仅被判了14年

平心而论,这些人的犯罪属于被教唆犯罪,真正的教唆者是文革的发动者。文革之初这几个人都是青年学生,他们不谐世事,与全国99%的青年学生一样都受了文革发动者欺骗,虽然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但却罪不至极,我想这是对这几个人量刑时考虑的因素之一。

其实,文革的发动者才是罪魁祸首。既然文革发动者都动没有彻底被清算罪行,只是说在文革中有 “错误” ,其它方面还是光荣正确,那么如果把奉旨行事的人判了重罪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我想这一点是对这几个人量刑时考虑的因素之二。因此我认为对这几个人的量刑基本合理。

总之,是教唆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导致这些人的犯罪,责任不能完全归于他/她们本身的品质,虽然有不可推销的责任。就拿蒯大富来说,当初在文革的环境下,打砸抢一马当先。而在改革开放出狱以后,蒯自谋生意,不但没有了身上的恶习,还为国家经济做出了贡献。同样一个人,变化有天壤之别。

文革时破坏孔庙文物的谭厚兰其最后下场怎么样?

1968年的时候被分配到农场劳动,1970年时调回被圈禁,然后被北京公安逮捕。因为患有癌症,又积极交待,1982年判免于起诉,保就医,不治身故

批斗刘少奇的照片中的那几个人是谁

那个人叫韩爱晶,是当时红卫兵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他主要批斗残害的是 少奇, 德怀,张闻天等人。特别是刘和彭,基本算是被他和蒯大富搞死的。(蒯大富恶斗了 少奇老婆王光美,以至于蒯大富出狱后想去北京工作,被发现后被赶走。)韩爱晶79年被捕,83年判刑15年,但87年就放出来了,出狱之后被安排到湖南省株洲市一兵工厂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该厂驻广东省深圳市办事处,后入一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2003年,韩爱晶内退,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当初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虽然当时都劣迹斑斑,但现在除了谭厚兰(砸孔庙的家伙)42岁病死,其他几个现在都活的好好的,有几个还混得不错,没天良啊。

文革时期为何批评孔子?

有许多人在说到反思儒家,批评孔子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会想起“文革”时,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历史事件,那场闹剧本来就够令人恶心了,突然又来这么一下子,令人不知所措。毛泽东在“文革”时为什么会突然心血来潮地来这么一场运动?具体的起因是他亲手指定的二号人物——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东窗事发之后,在翻检林彪的文件时的,发现,林彪仍然热衷于孔孟之道,无论墙上挂的,还是日记本里,以及家里的藏书,都离不开孔孟的圣人之言。这个事情的发现,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权威的极大讽刺。一个亲手送给自己“四个伟大”称号的接班人,骨子里其实并不是真的崇拜自己。这样一件事情对毛泽东的打击有多大?毛泽东在“文革”时对林彪的欣赏,除了联合利用之外,关键之处还在于,林毛有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密切交往,彼此之间实在是太了解了。林顺着毛的嗜好,投其所好,送给了毛“四个伟大”,而且还把“伟大的导师”,放在了其他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首。毛后来的反映也私下对人讲,他最喜欢的就是“伟大的导师”。为什么?因为,自古作为皇帝,哪个不是领袖、统帅与舵手?但是随着短暂的生命结束,这一切便结束了。无论是什么领袖、统帅与舵手,在思想精神上都要拜孔子这个“大成至圣先师”为师,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但是,毛泽东不甘心只做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帝王,这是他的一贯个性。我们可以从他十几岁的诗作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想成为帝王,充满霸气,而且有强烈的思想与精神控制的欲望。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十分狂妄,霸气十足。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一些诗词里有着同样的表达。比如,在他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主宰世界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如果说这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自信心还不是那么强的话,那么,作于1936年,公开发表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原的词《沁园春·雪》中的句子就更是赤祼祼的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里,毛不仅公开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代帝王,而且还极尽能事地嘲笑了历代的著名帝王都远不如他。

有如此强烈超级帝王情结的人,是不可能把封建帝王放在眼里,同时也不可能会把历代帝王尊重的先师孔子放在眼里的。因此,毛泽东在谈到孔子的时候,也有嘲笑揶揄的诗作: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本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国,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早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秦始皇没有了踪影,而且万世师表的孔子更不在话下。毛在“文革”时的心态,可以说完全实现了他在1936年撰写的词《沁园春·雪》里的那种状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就是说,今天真正的“风流人物”,是历代杰出帝王与万世师表的合一。

然而事出意外的是,他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却仍然在骨子里崇拜孔孟之道,这不仅是对他的幻想的最好讽刺,而且对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也极具杀伤力。弄了半天,不仅自己的对手不崇拜自己,而且连自己选定的最亲密的接班人,也仍然崇拜孔子,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种幻灭感,那种失败感,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为什么林彪事件之后,毛一怒之下,要在全国兴起“批林批孔”的思想根源。

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的儒可以分为“反法之儒”与“反西之儒”,这样划分是很有必要的。反法之儒就是传统的儒法斗争,儒法之间,亦敌亦友,更多的时候是互相合作关系。合作的开端就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共同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们合作的开端,争斗就开始了。董仲舒在借助汉武帝帝王权力,达到儒术独尊的同时,其实也被汉武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此失去了起码的独立空间,而且董本人差点就死在汉武帝手中。毛泽东之反孔,其实意义只在传统的儒法斗争,毛泽东的超级帝王思想,甚至不满足于秦始皇那样的反儒,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胜秦始皇百倍。也不满足于汉武帝那样表面尊孔,实质上实权在握,他要的是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完全统一于他的个人权威之下,不仅当下要完全服从,而且今后万世师表的也不能够是孔子,而只能够是他毛泽东。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目的就是自己要成为天,成为地,成为永久性的人王。

浦安修为什么没孩子

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当时没有先进的医疗检查手段。现在按照推理来判断:

浦安修与彭德怀结婚那么多年没生孩子。

彭德怀的发妻刘坤摸与彭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孩子。

但是她改嫁后很快就生孩子了。

所以推测,彭德怀可能不具备生殖能力。

1967年中国内战的原因

武斗一瞥

  毛泽东借助红卫兵等体制外的造反力量冲击刘周邓集团的现行党政体系,其意图即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文攻武卫”的号召之下,全国被划分为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掀起了夺权和卫权的内斗局面,在毛泽东和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策动下,逐步发展为武力冲突,甚至是真枪实弹的武斗。军队奉命支持左派,导致武斗进一步升级。在全面夺权之后,造反派成为毛泽东重组权力的障碍,遂被有计划地放弃,遣送到农村,从而逐步结束了武斗的全面内战。

武斗起源

  武斗起源于新疆,1967年1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请军队支援,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是为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1968年底方渐平息。

  而另有观点认为,发生于1966年12月30日的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当时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武汉事件导致“文攻武卫”的提出

  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 全国进入全面的内战状态。到1967年中, 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之间,军队内部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 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之间产生严重分歧。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目的是抵制军队镇压造反派破坏社会秩序的机会,在同一星期中,中央委员会及军委分别颁发了减弱军队人民解放军压制激进群众组织能力的指示,禁止军队将群众组织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及逮捕群众的权力。此令一出,造反派开始从军工厂夺取军火,同时军队亦提供武器予保守派作为对抗之需,两派冲突日益加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令解散由最顽强的造反派组成的“工人总部”,理由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经济稳定。而在江青等人的默许下,武汉造反派则冲击了军区。5月中旬冲突加剂,保守派成立组织“百万雄师”保护军区。7月中旬,周恩来率中央军事机关代表李作鹏和杨成武、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及谢富治亲往武汉,试图解决危机,会中毛泽东及周恩来批评陈再道取缔“工人总部”之举,指示立即恢复该组织的一切权益,毛泽东强调对立两派应联合起来,没有对任何一方做出惩处。

  会后王力和谢富治向武汉的中共党员传达会议结果时,批评“百万雄师”,并对造反派组织予以强烈认同。结果触发了“百万雄师”代表冲击两人下榻的宾馆,卫戍部队一群士兵更抓走了王力,且施以武力惩罚。周恩来获悉后亲到武汉救人,而且利用海空军力夺回武汉的控制权。史称“武汉事件”。

  武汉事件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这是一个有中央最高机构认可进行全国武斗的指令。红卫兵自此由文攻为主的活动转为名正言顺的武力冲突,其后演变成不同派系红卫兵的真枪实弹大武斗。所谓“除了飞机之外,甚至武器基本上都能拿到手”,这实际上是爆发了全国红卫兵各派间的内战,其中以陕西及广西最为严重。

极盛时期红卫兵等同造反派

  武斗的主要力量来自以红卫兵为主的造反派,其后军队介入奉命支持左派,致使武斗升级。红卫兵运动大体上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6月兴起到该年的12月。此时期的特征是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以血统论为旗帜,破四旧,打砸烧杀的时期。文革深入后,老红卫兵的作为已严重妨碍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于是中央文革小组转而扶植大多出身平民的造反派红卫兵,极大地冲击了各地的党政系统,在这个过程中,造反派红卫兵成为主流,老红卫兵赖以维持的血统论甚至遭到批判,12月间,老红卫兵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发起反扑,随即遭到镇压,到1967年1月老红卫兵彻底瓦解。

  第二阶段从1966年2月到1968年8月。这是造反派红卫兵的极盛期。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动下,掀起宏大的群众运动,冲击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行政体系,直到将其在全国范围内瘫痪,从而“全面夺权”。北京红卫兵出现了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全国的造反组织基本上都是红卫兵,红卫兵成了造反派的代名词,不分年龄、性别。在此期间,造反派分化组合,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地方都分化成两大派,相互武斗。到1968年夏天,冲击旧体制和夺权任务基本完成,红卫兵恶性膨胀,局面动荡不已,又成为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累赘,被有计划地抛弃,镇压一部分狂热分子。毛泽东派军队和工宣队出面稳定局势。红卫兵遂被压制。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昔日的造反派立即被发配到了农村,据统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人,造反力量遂被彻底肃清。

  第三阶段属于红卫兵运动的余波阶段。1968年10月以后,造反派虽然一部分进入了领导机构,有些组织以各种名义保存下来,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曾掀起过风浪,但基本上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红卫兵作为一种党团的外围组织,在中学里保存下来,但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造反意义。

全国武斗一年余死亡五十万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对“牛鬼蛇神”实施大抄家和大批斗,造成“红色恐怖”。之后1967年至1968年期间的武斗则是文革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

  武斗中死亡数字至今没有精确统计。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13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武斗双方及无辜平民死34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3300余间,死亡784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武斗发展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长官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战死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现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例如嵊县双方共战死191人。浙江富阳死亡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有的地方的武斗引起驻军镇压,造成大批伤亡。1967年8月间,康生指示宁夏驻军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纵队”被指称叛国,军队遂行围剿,机枪射杀该组织数千人。

  虐待俘虏是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派别,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俘穿肩胛骨,女俘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缴械后遭到肆虐报复。作家赵瑜采访所记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广州作家秦牧如此记述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据非官方统计,一年多的武斗导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一九六七年中央高层动向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稍有不满者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革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奉命“支左”是文革武斗急剧升级的重要原因。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文革“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鼓动“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7月20日发生武汉事件后,林彪、江青等25日在北京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致使全国公检法部门大批人受到残酷迫害。同日,王力发表讲话鼓动夺外交部权。在王力、关锋等支持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得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声誉一败涂地。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并主张“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文化大革命期间毁了多少文物?

百分之八十以上

①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中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被捣毁,殿宇饰物被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分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被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文革”时《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做了牺牲品。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婪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时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革”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观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王牙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存世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浦安修为什么要和彭总离婚

这年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浦安修也不来见彭德怀,只通过侄女彭梅魁带信。

彭德怀曾苦涩地对侄女说:“唉,你伯母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她决心与彭德怀离婚。彭德怀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外国”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溃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外国”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清楚,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疯狂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抛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刘仁书记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滴混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彭德怀知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心话:“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委,市委书记刘仁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闻讯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

报告送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

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

“文革”相见

“文革”中,江青决心整点新花样来折磨彭德怀。彭德怀在批斗会上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文革”中,对彭德怀的残酷批斗给江青一伙带来浑身通透的快感,她觉得还要弄出点新花样才够味儿,对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师大吗?她乐得合不拢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后,再传来北师大的造反女首领谭厚兰面授妙计。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红卫兵从“牛棚”里押解到校内一栋教学楼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头望着眼前乱哄哄的人群。骤然间,她看到一个老人被押在一辆三轮车上,尽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却一眼就认出是分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竟是咫尺天涯,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几个彪形大汉反扭着双臂,以文革标准的“喷气式”押进会场。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和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干部。

在批斗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对方一眼,然而,“喷气式”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浦安修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胳膊松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怀不屈的头颅。那是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那是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那是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的头,如今竟以“革命的名义”被强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内如焚,听不清批判者罗织的她和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是什么,突然,她热血上涌,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上。随即,几个红卫兵上来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得失去形体,心如刀绞,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彭德怀的呼喊声淹没在“打倒彭德怀”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里,跟着背后飞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几个人按住他,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彭德怀挣扎着坚决不跪,他两眼通红,嘴唇咬出了血,殷红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这一幕“史无前例”、亘古未见的悲剧,成为彭德怀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文革时谁下令砸孔庙

是康生。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张溶,乳名张旺,笔名鲁赤水,中国山东胶南县(今属山东青岛市黄岛区)人,胶南名门之后,曹汶张氏后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员之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康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1966年后,与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结,是发动文革的主要成员之一;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1980年,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撤销悼词;其骨灰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康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由于受到家族薰陶,幼年时代便开始接触文艺作品,因此擅长中国传统书法、中国画及收藏,其艺术造诣曾被指为是众多中共领导中最为优秀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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