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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潮启示,自由主义的启示有什么?

日期:来源:自由主义思潮启示编辑:中国历史知识

自由主义的启示有什么?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与旧的领土型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

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各国都处于战后的缓和时期,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罗尔斯所在的美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活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接连暴露的社会问题,无处不在的动荡和危机,迫使美国人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信仰,严重质疑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他们急需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信仰。在这种背景下,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无疑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①对于任何不正义的东西都应该改造或废除,“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②他将正义区分为社会的和个人的正义,并且主张正义首先是社会的正义。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只有在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决定一个个人行为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为了论证自己的正义理论,他使用了改良的社会契约论,他将缔约的各方都置于一个“无知之幕”之后,使他们对任何关于自身特征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力图通过对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的选择的理解和分析,建立起一种指导制度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即他的正义原则。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有两个:“第一,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这里,第一条原则实际上就是自由优先的原则,“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第二条原则则是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两条原则的地位并不一样,第一条原则高于第二条原则;第二条原则中,机会平等原则高于差别原则。在正义两原则中,他注重对人的尊重,这符合了人们的心理和现实的走向,易于人们接受;他所倡导的正义是社会的正义,承认并强调差别原则,即他的社会正义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这样的形式正义确立了人的权利平等的同时,也照顾到人们的物质利益,因而它在维护社会稳定上起着极大的作用;另外,他的理论不是简单地回复过去,而是发展地回复,这是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所未体现的。总之,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作为基本的指导原则,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罗尔斯“正义论”理论的批判对正义原则最初的契约状态的合理性批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所有前提是在“无知之幕”状况下的最初契约的设定。从这点上讲,他的理论是具有自然法性质的义务论,即在“无知之幕”状况下推导出的“应该”。在这种“应该”的指导下,人类维护着各个方面的公平、稳定、效益等等。虽然他的正义理论逻辑严谨,对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但是仍未逃脱被人质疑的命运。人们对“正义原则是否合理地得自最初的契约状态”这一问题普遍持否定性意见。正义原则的最初契约只是一种在“无知之幕”背景下的假定,在这里,罗尔斯妄图通过那些被设定的、具有理性的以及对他人利益冷淡的个人选择来定下最初的契约。可是,每个个人即使抛去财富、威望、权利等的影响,他们对于正义的观点也可能有所不同,因而不可避免在那种“无知之幕”之下产生对立的“正义的原初状态”,从而使最初的契约陷入混乱的境地。更进一步讲,“无知之幕”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判别标准从何而来?若有标准,那么,为什么以这些为标准?它们是如何判定的?……问题都待罗尔斯去解决。对“反思平衡”的批判。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是一种方法,它要求完善的道德理论是与人们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道德判断相适合。这种方法应用于《正义论》的原则,即是要求人们应该不断地修改调整假定契约的通常模式,直到它与人们通常的正义观念差不太多为止。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但是这种方法的应用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反思平衡”要反思什么?如何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否就是正义的?如何证明?等等。由于最初契约是假定虚拟的,因而它自身就存在着合理与否的问题。人们在对它进行反思的时候,轻易就会陷入正义标准确定的难题,更不用说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先进因素融入其中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如若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正义要求来制定最初契约,这便不是反思,而是革新了。对“正义论”原则的分析与批判。面对两个原则,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原则本身是否是可接受的正义理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性的。纵使这两条正义原则无法从原始契约中正确有效地推知,他们也会因他们本身就是自明的道德真理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两条原则弥补了功利主义在财产分配等方面的不足,特别是“使最差者获得最大好处”的原则,更是对人类产生了无限充分的吸引力。这已经在人们对“正义论”热烈拥护的现实中得到了证实。但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原则也存在着缺陷:从第一条原则中,我们不难发现,罗尔斯在此处所讲的自由平等仅是强调自由的优先性。他认为,人类只有自由才能去发展和完成其他的事情,只有平等享有拥有自由的权利,才能进一步地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他所指的“自由”是非绝对的和不平等的自由,因而,他的理论并未实质地消除自由所受的种种限制。第二条原则则是公开承认自由的不平等性,但是提出了平衡这种不平等性的方法,即要求适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机会均等(形式平等),从表面上看,这一原则是通过维护最少受惠者的权利以及机会均等来体现社会正义的,但是,他的这个原则在接触社会现实时便会轻易暴露出他的资本主义本质。 “正义论”对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中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为中国文化精髓之一的“和谐”的本质要求是社会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正是从社会制度和结构出发,从公平分配政治权力、义务和经济利益入手,对人们的价值追求作出适当的安排与限制,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和谐、稳定的有序状态。因此,它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在政治方面,自由优先原则对于国家政策、制度以及法律的制定具有参考价值。根据自由优先原则,国家政策、制度以及法律的制定首先应该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即权利、义务和自由的平等。这意味着我国在制定国家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时应该首先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自由。若保障不了,则要使用其他原则予以调节和平衡;然后再使用机会平等原则,让每个公民参与到其中。只有这样的政策、法律等才是基本公平的,才最符合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经济方面,罗尔斯的正义论主要解决的是公平与效率间的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中国,解决好二者关系更具重大意义:它关系到中国人民切身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关系到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成败。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贫富差距以及贫富分布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公平的竞争和竞争主体机会不均等造成的。因此,要解决这种问题,更需要政府加大改革力度,完善经济体制及相关法律和政策,营造和建立公平、公正、自由的经济竞争环境,促进效率的提高,不断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正义原则有利于解决现阶段我国出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如何看待教育不公平及找出教育不公平的成因是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要想实现教育公平就必须同时考虑社会和教育两者的实际情况。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恰好可以为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目前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完善法律对教育方面的规定,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差别对待城乡教育来大力改善这些不公平的现象。以上的借鉴是建立在忽略其正义原则来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现实社会存在着很多的不平等,诸如自然方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很难消除,但是从以人为本出发,人们可以在社会方面尽量予以弥补,以期望达到相对的平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核心是其原则,因而他的理论结合现实世界就会涉及和指导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是有十分具体的指导意义的。但是我们在借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所期望的平等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即为了形式上的平等,他对事实上的不同的个人适用同样的尺度。总而言之,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事物具有两面性”一样,罗尔斯的“正义论”原则也是正反两面的统一体。因而,我们要正确认识它,就必须看到它的优点和缺陷,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既要吸收其优点,又要避免其缺陷问题的发生,从而促进中国的全面发展,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自然形态的情感内涵由何而来,在功能层面对人有何启示

  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

  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事业发端于西方,故而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等,都首见于西方传播学者的论著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现代新闻哲学指导思想的厥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不但萌生了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潮,而且波澜壮阔地影响到本土以外如香港、日本、美国和南洋等地华人社会的报业。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更及新闻事业的向前发展,早期喉舌论的诞生和舆论导向的发展,正伴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前进的步伐不断进行调整与创新。

  一、中国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潮

  19世纪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和列强环伺的夹缝中,许多有识之士从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各个层面,从而萌生了效法西方,以改变国家愚蒙闭塞现状的设想。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利用报刊传播讯息以开发民智,从而踏上富国强民之路。

  1897年10月,严复在叙述《国闻报》缘起时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能这道有: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国闻报》的栏目为:一、告白;二、上谕及制台辕门抄;三、路透电报;四、社会;五、地方新闻。它不仅刊载国内外时事,还经常发表社论,宣传变法维新,是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1]

  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冲破了清朝政府的层层限制,在海内外广泛开展办报活动。除了各类政府官报陆续出台,维新保皇派和民主革命派竞相办报鼓吹各自的理念,就连教会和外商投资创办的报刊也有一定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并涌现出一批自由主义报人。

  中国自由主义办报风潮

  王韬是近代中国倡导报刊言论自由的先驱者,同时也是首位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输入这个古老帝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他撰写专文,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办报的思想,并且主张放宽言路、准许民间自由办报,认为这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根本。“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寄予了他对国家民族自强的殷切期望;同时,他在社论中屡屡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首创“文人论政”的传统。所谓“文人论政”,指的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昂扬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针砭时弊。后来的办报者都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报刊史上首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在风格和编排方式上都受到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该报自创刊始便把批判专制、揭露罪恶,以及呼唤中国社会在思想和体制上实现根本性变革,放在了重要位置。

  继王韬之后,梁启超是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重要人物。1901年至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热情颂扬西方为争取自由和宪政的人物,同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新民说》,这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自由主义政纲”。《新民说》中专门有一节“论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捍卫个体自由与倡导民主,是梁启超新闻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主要核心。

  1912年初,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庸言》的取名,体现了梁启超独立自由的办报思想,他解释说:“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无奇也;一训恒,言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2〕庸言,实乃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梁启超还提出:

  夫报之所以有益于人国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势也;为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能指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察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说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使当局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3〕

  然而,由于维新派人士把开放言禁从而获取民间言论自由的企盼,寄托在君主的开明和恩赐上,故前景的渺茫可想而知。1914年,黄远生接替梁启超主持《庸言》报,在梁启超要求报刊“言论独立”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法律保障“言论独立”的思想,这是他“法治独立”、调和党争救时之策的延伸。他曾撰文指出:“……法治国之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4〕

  黄远生曾言,“吾人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以事到今日,吾人已深知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又说:“吾曹不敢以此区区言论机关,据为私物,乃欲以此裒集内外之见闻,综辑各种方面之意见及感想。凡一问题,必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以本报为公同论辨之机关”〔5〕。但由于他和梁启超一样,始终把言论独立的实现诉诸当时的政治力量,把制定法律的国家权力看成是悬空却又独立的最高权力。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

  1919年,五四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继维新运动后的又一次办报高潮。当时的报人普遍认为报纸是社会之公器,有“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6〕之天职,同时也是全体国民的喉舌,以及自由发表言论的园地。此外,无论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都必须将它们严格地置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和记者这种“社会公人”的批评和监督之下。而报刊要发挥其社会舆论监督这一功能,它本身就必须是自由的。

  1927年,首位撰写《中国报学史》的戈公振明确指出,真正的舆论,是民主政治环护之下的“公正意志”——“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 、“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而“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一时间,许多报人都以这一思想为报国途径,例如于右任与“竖三民”、〔7〕邵飘萍与《京报》、史量才与《申报》、邹韬奋与《生活周刊》等。

  然而,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报刊舆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必须做到经济独立。关于报刊经济独立对言论独立的重要性,主持《申报》长达22年的史量才深有体见。1921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新闻学者格拉士(F.P.Glass)访问时说,“鄙报创立至今,已四十九年,较鄙人之年岁,尚多六载。鄙人办此报,现历十年。以敝报言,如老人之身。惟全馆同人皆竞自勉,以新精神鼓运之,使向前进。现在营业收入可以供用,故可自信不受任何方面津贴,虽十年来政潮彭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8〕

  1926年,张季鸾在续办“新记”《大公报》时,实践了报刊的经济独立思想,他在社论中指出:“欲言论自由,贵在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其后大公报的接任者胡政之,也秉持独立经营思想充分确保了《大公报》对自由主义的贯彻。在《大公报》走过的百年历史当中,最受新闻界赞誉的便是秉承“独立精神”直言论政的文人风骨。

  自由主义与新闻教育之契合

  当时报刊事业的发展,亦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滥觞。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之前,蔡元培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作为北京大学的办学理念时,已涉及到了以自由主义和伦理学为背景的教育思想,当中包含了对新闻教育的开拓。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北大于1918年成立了由徐宝璜主持的“新闻研究会”,开启了中国新闻学课程之始。

  徐宝璜在美国密苏理大学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在对西方报业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把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转化为适应当时中国发展进程的新闻学思想,并应用于新闻教育中。徐宝璜坚持,一个新闻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当新闻从业人员具备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公共化和独立性职业品格,才能保证报纸真正具有公共化和独立性。报纸具备了独立性,方能真正传达民意,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政府和抵御压制。

  为培养出社会和民众需要的新闻从业人员,徐宝璜认为,必须保持新闻教育独立于政治的立场之外,任何来自官方或政治派别的染指,都将给新闻人才的培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徐宝璜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闻教育方面。当时,在北大与徐宝璜并肩实践蔡元培独立自由教育精神的还有邵飘萍,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还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邵飘萍对中国新闻自由主义事业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使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能有大规模实践的机会;

  2. 与蔡元培、徐宝璜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同时,他在北京大学建议创办的新闻学科,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事业的肇始;

  3. 撰写了包含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术论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深入探讨了自由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

  1918年10月,《京报》创刊,邵飘萍亲自执笔撰写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他认为,任何官方、党派和政治集团性质的报纸,都无法担当和履行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神圣职责,要做到这一点,惟有创办真正的民间报纸。此外,报纸还肩负着唤醒民众的责任,让民众真正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自由之身,都享有管理国家、监督政府、自由批评政府的天赋权利。这一发刊词,充分体现了邵飘萍的办报观念和立场。同年,邵飘萍在北大讲授新闻采访学。在他的讲稿中,清晰体现他对记者品格的重视:

  1. 职业道德是新闻人的“第一要素”,新闻人只有严格遵守这一点,才能胜任新闻监督的工作;

  2. 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要超越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才能做到客观公正,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3. 新闻是“易碎品”,尤其是记者的品格和情操,一旦打破,就无法弥补。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邵飘萍结合新闻实践,大力宣扬自己的理念,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几代报人和新闻学者的努力下,20世纪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逐渐由近代向现代化迈进;同时,科技的进步也使得大众传播从单一媒体发展为多元化。尽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遭到了诸多阻滞,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目标之后,新闻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二、喉舌论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理论中常用“喉舌”一词来比喻说明大众媒体的性质和作用。“喉舌论”[9]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理论指导下提出的。马克思曾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据此,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大众传播事业理所当然应受制于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应保证其社会主义性质,还须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事实上,在“维新”时期,严复“通中外之故”与谭嗣同“能上下之情”的办报思想,已是“喉舌论”基本观点的雏形。而最早提出“耳目喉舌”之说的,则是梁启超。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写道:“其有助耳目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11]然而这时期的“耳目喉舌”之主张,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论”。

  1929年,《党的生活》在出版启事中阐明“《党的生活》是一般党员的‘喉舌’”。[12]自此之后,“喉舌论”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党的喉舌,到提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其含义乃与时俱进迭有所增。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亦一直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所强调。毛泽东明确提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3〕邓小平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战士“作为灵魂工程师”,“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胡耀邦:“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14〕 江泽民也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5〕

  针对“喉舌论”的衍变,上海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以“圈子理论”概括之。李教授在出席《新闻记者》首届理事会时作了题为《当前中国传媒态势分析》的演讲,指出:关于媒体是喉舌的定义有大圈、中圈、小圈之分。大圈是指“凡是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这一传统观点,中圈则缩小了范畴,以“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来表达,小圈划定的是“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外延更为收紧。李良荣教授认为,中国进行新闻改革25年来,“大圈”之说已基本消失,现在“中圈”与“小圈”之间徘徊。在他看来,当今的“喉舌论”适用于“小圈”,即对党报党刊实行特殊的政策并给予保护,以充分发挥“党的耳目喉舌”的作用;而其他媒体则应进入市场接受洗礼。[16]这一观点十分切合现今中国社会的实际。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传统的喉舌论已不足以解决中国传媒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新闻媒体的职能不再是单一的宣传政见、传播信息,而是逐渐迈向多元化。同时,多年来中国媒介事业侧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重新闻采编,轻经营管理;重喉舌论,而轻产业论,致使中国传媒业在市场竞逐中处于劣势。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先将“小圈”外的媒体放入市场接受磨炼。

  然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残酷性,可能会导致传媒事业的无序性,这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于是,“舆论导向”的提出便成了另一个契机。

  三、舆论导向

  “舆论”这个概念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的《三国志》和唐代的《梁书》,当时用于泛指众人的看法,与现代意义的“舆论”概念有较大区别。

  现代的舆论(Opinion Publique)概念始于1762年,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把“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起来表示“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视舆论为“不可数的无名公众的意见”。[20]在中国,随着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舆论的定义众说纷纭。

  陈力丹教授综合多位学者的见解,得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掺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包括: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本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和舆论的功能表现。这七个要素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构成舆论。

  舆论的传播方式多样,其中能使其得到最广泛传播并产生最大效应的,莫过于大众传媒。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与舆论的关系日益密切,可以说,大众传媒已成为舆论的物质载体。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反映、传播、影响、引导舆论的巨大作用,遂赋予国内媒体舆论导向的职责。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舆论导向的首次提出是在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说道:“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18]后来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同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再次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19]足见舆论导向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舆论导向的内容在新闻实践中逐渐丰富,陈力丹教授将它们概括为七点:[21](一)、党领导的各大媒体中,不得出现与党中央的精神和当前政策不一致的内容。(二)、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群众正确理解这些方针政策。(三)、舆论中如果出现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地方,各媒体要做好引导工作,将舆论引导到党的精神的轨道上来。(四)、当出现新闻报道和宣传上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要及时提醒,努力防止错误倾向可能的蔓延。(五)、对于不利于我们的信息,必须抵制,不得擅自发表。(六)、以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来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无误。(七)、提倡记者打好专业知识的根底,研究的宣传技巧,增强宣传引导的效果。

  这七个方面主要指明了舆论的政治引导方向。同时,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还对受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引导作用。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能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反映了新闻媒体对党和国家、受众的责任感。如何做到舆论导向的正确,也益显重要。根据中国传播学者对舆论形成、反映、传播和引导规律的研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雷跃捷教授在《新闻理念》一书中,总结出新闻工作者进行正确舆论导向应达到的四个要求:1.宜解不宜避,坚持舆论引导的鲜明性。2.宜缓不宜急,把握舆论引导的渐进性。3.宜全不宜片,讲求舆论引导的辩证性。4.宜诱不宜硬,注意舆论引导的启发性。〔22〕

  这四点又被称为“舆论引导的艺术”,其中又以“宜诱不宜硬”最具引导的艺术性,做到这一点,便几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强调的“三贴近”思想。

  当前新闻政策—“三贴近”

  2003年4月3日,李长春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要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使“三贴近”在宣传思想领域蔚然成风。“三贴近”可谓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闻传播理念,其具体内容包括:

  贴近实际,根本要求就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现阶段中国新闻媒体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百姓生活中,以客观现实和社会主流为基础,挖掘鲜活事实、展示美好前景,激励群众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协力奋斗。贴近群众,就是新闻媒体扎根于群众之中,切实为群众办事,并以他们的态度和想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3〕

  长期以来,政府过于强调媒体的“喉舌功能”,致使新闻媒体没有摆脱领导讲话、会议新闻、公布政令的报道方式,与读者距离太远。因此,在“三贴近”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党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进行大刀阔斧改版的是《人民日报》,不但增加了清新可读的文章和大量新闻图片,版面编排也显得活泼多变。

  2003年上半年两会期间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不再沿用过去的报道方式,而是让权威性的内容变得可亲、可读、可信;不再照抄文件,而是积极地在会议中发掘精彩点,更多地报道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让人们从身边小事的变化中了解“两会”的作用和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性。

  然而,新闻媒体的改革,并不意味“喉舌论”已为过时之说,而仅仅表明,在当今全球化的竞争下,单纯的“喉舌论”已无法指导媒体的发展。正如前面所引李良荣教授之言,让党报党刊继续充当党的“耳目喉舌”,而“小圈”以外的媒体则在市场竞逐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贯彻“三贴近”。

  总之,不论党和政府的新闻政策如何衍变,媒体始终应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视“党和人民都满意”为己任,并将这一宗旨贯穿于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并非易事。中国著名新闻法学家魏永征教授认为,要同时不违背党和人民的意愿,新闻媒体至少应处理好以下十对矛盾:1.新闻功能:宣传和传播2.新闻单位性质:宣传机构和大众传媒3.传播方式: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4.新闻媒体宗旨:贯彻党的意图和满足受众需要5.新闻处理:指导性和可读性6.表达内容:报道官方消息和反映民意7.舆论监督:批评要批准和群众行使批评权8.经营管理:事业和企业9.新闻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0.发行:行政指令和市场销售

  平衡这些差异和矛盾是中国媒体的首要的基本功力所在。以上十个方面处理好了,即达到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境界,也就功德圆满了。〔24〕

  四、公共文明利器———舆论监督

  除了导向作用,舆论还具有监督的职能,即舆论监督,它是指以舆论为工具的监督方式。[25]第一个在中国提出舆论监督概念的是梁启超,当时,他称之为“名誉监督”,是指人民大众通过议论、评说等影响名誉的方式施行监督。这与当代的“舆论监督”有很大的差别,后者的意义更多是社会公众运用新闻批评,对政府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

  舆论监督是社会进步和公共文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环。中国正处于改革时期,社会发展变幻莫测,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这便需要被誉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监督的功能,避开社会各领域的暗礁,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最主要方式是发布信息,公开新闻事实,使大众知晓社会动态及政府所推行的举措;而政府亦能够经由媒体的信息,及时了解社会民情,并掌握群众关注的焦点,获知倾向性意见,从而进行决策。2003年初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充分显示了国内媒体舆论监督的功效,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孙志刚案改变收容制度

  被收容致死者孙志刚是湖北黄冈人,2001年从武汉科技学院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03年2月份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

  3月17日晚上10点,孙志刚离开与朋友合租的住房外出上网,由于到广州才20多天,所以孙尚未办理暂住证,出门时也没携带身份证。当他从网吧出来后,因无暂住证而被带到了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接着又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遣送中转站,期间遭人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甚至抬起来往地上摔。其后,收容站将他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孙志刚的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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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论述古典自由主义观

作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重要思想武器,自由主义在今天的西方政治界、思想界仍然有着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西方基本社会制度以及许多社会政策的出发点,而且在许多语境中,它依旧是许多政治谈判、学术交流等不言而喻的基本前提。但是,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目前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正如孟德斯鸠曾经指出的: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有一个关于自由的定义。有人做过统计,西方关于自由主义的定义已经有了二百多种。那么,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或者说,这二百多种关于自由主义的不同定义中共同的东西、它们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在四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自由主义发生了哪些变化,又面临着哪些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

自由主义的创立

虽然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有许多关于自由的探讨,特别是泛希腊化时期,自由甚至也被推崇为普世价值,但由于那时的自由毕竟是以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不自由为条件的,所以,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家都同意,作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针对中世纪基督教的一统天下,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号召人们重视今世、重视现实生活,据此,有人也把文艺复兴称之为世俗化运动。而在世俗生活中,人无疑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以人为本”,而不能“以神为本”。此后,以人为本,以现实生活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思想成为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出发点。

宗教改革为近代自由主义提供了另外一个理论根据。众所周知,基督教最初是被压迫者的宗教。它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蔑视权贵,主张天下信徒一律平等。但后来经统治者的不断改造,基督教演变成了罗马帝国境内唯一合法的宗教,成了统治者手中的一种工具。按照罗马教廷的说法,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表,他掌管着人们进入天堂的钥匙。没有他颁发的通行证,世人进入不了天堂。各地教会都是教皇的派出机构和办事机构。人们必须服从教会、服从教皇,积极参与教会组织的各种救赎活动——包括购买赎罪券、交纳什一税等。这等于说,只有取悦教会,才能得救。宗教改革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内部否定了教阶制度。路德的“因信称义”说认为,只要信仰上帝,就能成为信徒。不须经过教会这个中介,每个教徒都可凭借发自内心的“信”直接领略上帝的启示。用路德的话来说叫做“人人皆可成为教士”。它隐含的意义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宗教改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加尔文则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得救预定论”。他认为,谁是选民、谁是弃民、谁进天堂、谁下地狱,这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不可能通过救赎、善功等而改变。这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否定了教会组织的各种救赎活动。但这不会导致宿命论。因为,上帝的安排是秘而不宣的,每个人只能从自己的信仰和行动中来领略上帝的意图,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控制欲望、勤奋工作,通过事业的成功来加深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信念。很显然,加尔文的这个看似保守的观点实际上包含着非常积极的含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且每个人都应该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都必须限制欲望、勤奋工作。这个原则事实上构成了近代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

不过,在17世纪之前,上述原则还仅仅隐含在人文主义的艺术作品和宗教改革家晦涩的宗教理论中,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在他的《政府论》中,首次把上述原则进行系统论证。

1640年英国革命爆发后,围绕着该不该革命,该不该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推翻旧制度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制度等问题,英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当时,父权制和君权神授理论在英国社会还有广泛的影响。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首先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批判,明确提出了“人生而自由”这一思想。洛克指出,虽然人一生下来都属于父母,但是,人类的繁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上帝的安排。人的生命与其说是来自父母,不如说是来自上帝。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生而自由、生而平等。这个思想后来经卢梭、杰斐逊等人进一步发展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石:天赋人权。由此出发,洛克进一步批判了以父权制为基础的封建君主制。他指出,谁都知道母亲对人的生命的不可或缺性,而且即使按照圣经的说法也推导不出父权制。更何况,父权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人们成年之后就不受父权的限制,因此,有条件的、暂时的父权不能成为无条件的、绝对的父权制的根据。此外,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亚当以父权为基础的王权只能传给一个人,而当时世界上的国王却有成千上万,究竟哪一个才是亚当的合法继承人呢?可见,君权神授理论根本不成立。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发挥着作用的政治权力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洛克提出了众所周知的社会契约论。他认为,人类社会最初是处于一种人人都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①为了保障这些平等的、基本的权力,人们才缔结契约,把一部分权力集中起来,于是才有了政府。用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保护上帝赋予的基本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这一原则事实上成为近代西方的代议制政府、从而也是整个近代自由主义的基石。

不过,在洛克的时代,私有制还没有普遍确立。因为在封建制度下,最主要的财产——地产是不能买卖的。按照欧洲的封建制度,只有贵族才能占有土地,且只能按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农奴和平民永远不可能占有土地。为此,洛克必须提供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他指出:“上帝既将世界给以人类共有,亦给予他们以理性,让他们为了生活和便利的最大好处而加以利用。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土地上所有自然生产的果实和它所养活的兽类,既是自然自发地产生的,就都归人类所共有,而没有人对于这种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东西原来就具有排斥其余人类的私人所有权;但是,这些既是给人类使用的,那就必然要通过某种拨归私用的方式,然后才能对于某一个人有用处或者有好处。”②他认为:“只要假定世界原来是给予人类的子孙所共有,我们就能看到劳动怎样使人们对世界的若干小块土地,为了他们个人的用途,享有明确的产权,在这方面不可能有对权利的怀疑,亦不可能有争执的余地。”③ 这样,洛克就把私有财产与生命和自由上升到了同一的高度——都是天赋的、不可转让的,而且三者密不可分,失去了任何一项,其他两项就不能存在。自此以后,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就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本身的一项重要的、基本的内容。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自由地发展,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计划去生产、去消费,那么,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呢?因为正如亚当·斯密(1723~1790)所指出的,唯利是图是人类永恒不变的特性,所有正常的人都会为自己打算,都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如此一来,社会岂不是又要返回到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亚当·斯密认为这不必担心,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会自动地解决社会分工问题。他举例说:“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花费的代价比在家里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里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农民不想缝衣也不想制鞋,而宁愿雇用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他们都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集中到比邻人处于某种有利地位的方面,而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或同样的东西,即其一部分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物品。”④这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按照该理论,虽然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计划行事,由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最终不仅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实现,国家整体的公共利益也能同时实现。斯密坚信: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不仅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整个国家也会变得富强。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使得洛克所创立的自由主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也由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且由一个偏居地球一角的岛国发展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日不落帝国;美国在1776年赢得独立以后也迅速崛起;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后国力也迅速膨胀。到了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发展,早期自由主义者鼓吹的那些原则在西方也基本上变成了现实:封建等级制度被彻底废除,市场机制得到普遍认可,议会制度普遍建立,资产阶级在西方各国普遍上升为统治阶级。

不过,正如约翰·密尔(1806~1873)所指出的,议会制度的确立,资产阶级的上台,这不等于自由的充分实现。因为,“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治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以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⑤因此在密尔看来,自由不仅意味着少数人不能欺压多数人,同时也意味着多数人也不能以社会的名义对少数人、对社会的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加以限制。而在他看来,自由决不仅仅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⑥,不仅仅意味着人身自由。自由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思想自由、行动自由、结社自由。⑦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整个说来在那里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在那里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没有规限的,那就不算完全自由。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⑧古典自由主义在密尔这里发展到了最高点。

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我们应当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什么?

一、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几经飞跃发展,几经曲折坎坷,在跌宕起伏中走过了86年。回顾社会主义的历史行程,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深思和记取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列宁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内外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新论断。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为20世纪一些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20世纪40年代,苏联依靠社会主义的强大优势,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一批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格局。社会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紧密团结,坚持反帝反殖的正义斗争,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体系,有近100个原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先后取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及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不懈努力,有效地防止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先进的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社会文明的诞生。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千百万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奴隶翻身解放成为社会的主人,迸发出巨大无比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他们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奋力拼搏,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工业化发展的奇迹,奏响了一曲又一曲社会主义建设的凯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很快摆脱了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困境,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和成就,开始探索和迈上了落后国家独立自主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暂时挫折挡不住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巨大冲击,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止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发展,并最终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阵地有所损失和收缩,形势依然严峻。但从另外一面看,社会主义力量也变得更为精干、更有战斗力,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已开始从苏东剧变后的低谷回升和发展。西方资产阶级预言家们关于社会主义彻底失败的断言已经宣告破产。

二、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于它的现代化

中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当今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然,它对中国人民的生活非常重要。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发展对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改革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可能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于它的现代化。简言之,社会主义的未来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

从长期看(10到50年),世界的发展将受到两个主要变化的制约。第一个变化是:世界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变;第二个变化是:从单极向多极、多文明地缘政治体系的转变。新的世界秩序是多极的:文明之间以及核心国家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伊斯兰世界、巴西之间展开对话。西方重要的思想家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有力观点谈论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向信息时代的转变与向工业时代的转变不同,它冲击着全世界。技术、科学、环境、人口、管理和教育革命将影响所有国家,并根本改变生活的所有领域。

社会主义在适应新的后工业时代方面没有原则性困难。这是一个额外的机会。这个时代的理想、目标、价值观是面向未来的。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需要全面的复兴和现代化,与新时代和谐。现代社会主义、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目标,它正召唤、集合和激励着全世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 转

三、 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可能会出现以下变化:

第一,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已经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束缚的,将以更加灵活和实用的方式继续向前探索,不断完善新建的理论、政策和体制,不断在各个领域扩大改革创新的成果;尚未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束缚的,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加快改革、创新和开放步伐。因为后者既会受到前者示范效应的激励和鼓舞,又可从前者那里借鉴很多极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以避免走太多、太大的弯路

第二,对尚未执政的共产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来说,未来几年比较艰难,但又非常关键。重振旗鼓,恢复元气是它们当前的主要工作。能否顺利完成这项任务,将首先取决于能否正确地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尽快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传统理念,更新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其次取决于能否探索到与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相适应的实践战略,能否制定适应国情发展需要的方针政策,以便不断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尽量争取中间阶层的更多支持;最后取决于能否处理好与其它左翼政党和组织,特别是社会党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与社会党结成广泛、巩固的联盟,既可以从中学到从政和执政经验,又可以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

第三、对社会党来说,如何巩固和扩大已有的执政成果将是它们面临的艰巨任务。由于“第三条道路”问世时间不长,实践经验还不丰富,今后对其进行认真审视、总结,进而不断对其进行调整、完善将是情理之中的事。近期,它们必须在缓解不平等现象与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政府的支出来满足社会需求与达到预算目标之间作出正确抉择。只有这样,社会党才能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并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最广泛地团结左翼力量,并把它们的积极性调动到社会主义取向上来,乃是社会党再振雄风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四,今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共同点和相近点将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整合,无疑将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但整合的主动权将把握在执政的共产党手中。近、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显示:社会党与在野的共产党比较容易形成统一战线,事实上它们也经常在形势不利的时候成功结盟,而与执政的共产党迄今为止还从未成功地在组织上结过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执政的共产党过去做得过“左”、过“激”,长期拒不承认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社会党为具有积极作用的社会主义力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的时候,执政的共产党将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主动纠正这一历史失误。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并对其它执政的共产党产生了很大正面影响。预计,执政的共产党今后必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强与社会党和在野共产党的交流与合作。

第五,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今后如果不能得到根本遏制和明显好转,那么,打着“民粹主义”旗帜的极右势力在世界范围重新抬头将是很难避免的。一旦出现这种逆流,社会主义力量极有可能,也很有必要加速组织层面的整合,以利于应对严峻挑战。从目前情况看,组织整合的前提条件——思想理论、纲领政策、意识形态的整合局面业已基本形成,缺的只是社会需要和历史机遇。

第六,世界社会主义的组织整合形式将有别于以往任何一届“国际”。它不会再次出现诸如“老子党”、“核心国”、“理论权威”、“精神领袖”这类问题,代之而来的将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真诚的相互尊重、交流、切磋与协作,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决策。这样的国际组织,不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也必将极大地促进世界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四、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挫折,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这是一个必须正确回答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照耀21世纪人类前行的灯塔。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各种社会学说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思想家也多如繁星。然而,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博大精深,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武装了一代又一代的国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更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之所以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其根本立场和价值目标同世界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其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事业的暂时甚至较长时期的受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这些挫折,有些是社会实践本身难以避免的,有些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苏联、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背离马克思主义,走向私有化的改革道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却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苏东剧变前后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违背的,否则就会遭到历史的惩罚。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仍然是新世纪人们开辟正义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仍然是新世纪社会主义振兴的理论基础。

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在20世纪的百年历史中,资本主义经过了由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等若干发展阶段。这些变化虽然赋予资本主义种种新的特征,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也决不可能根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环顾当今世界,作为资本主义的领头羊,美国“新经济”的泡沫正在破灭,增长速度放缓。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二号强国,日本则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陷入经济衰退,回升乏力。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西欧和北欧各国为摆脱经济困境,轮番调整经济政策,起色不大。在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迫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难医经济痼疾,反而导致新的金融动荡和严重的社会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势必从西方国家内部演变为全球范围的社会对立和冲突,造成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许多全球性问题,危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历史进步。而这些严重威胁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苏东剧变以后,两极对抗的格局已不复存在,但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为什么还那样动荡不安,地区性冲突为什么还不断加剧,甚至连美国本土也不得安宁?这不正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具体显现吗?这也正是人们重新“呼唤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复兴的历史依据。

不管西方国家怎样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也无论垄断资产阶级怎样调整其内外政策,经济全球化的结局都不会以它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经济全球化将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准备更加充分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不是狭隘的地域性的,必须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必然加快资本主义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替代的历史进程。这是21世纪社会主义必将再度崛起的客观依据。

社会主义必将在曲折发展中实现伟大复兴。综观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任何一种社会新制度战胜旧制度都要经历多次反复。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都是如此。社会主义是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要战胜资本主义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社会主义制度虽然走过80多年的历程,但它还处于继续探索的初级阶段。斗争——失败——再斗争,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必经历程;高潮——低潮——更高潮,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趋势。只要社会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善于汲取教训,善于调整变革,挫折就会向成功转化,失利就会变为胜利。这是历史运动的辩证法,也是当代社会主义者的信心所在。

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民主政治稳步推进,文化事业兴旺繁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全面进步。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日益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积极探索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组织,也进行了理论和政策上的调整,正在逐步走出困境。可以断言,这些历经斗争考验和风雨洗礼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必将重整旗鼓,振奋精神,成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继续前进的强大力量。

早在苏东剧变的历史尘埃尚未落定之时,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预言已经并将继续得到证实。回首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行程,我们并不悲观失望;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的基本结论依然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绝对的自由主义”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

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只能使自己为所欲为,失去人性。

美国的公民教育对我国教育有什么启发

一、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及理论依据

  自由、民主是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公民教育正是根植于美国宪法,实现这一诉求的重要途径。美国公民教育对民主与自由的珍视是有其历史文化传承渊源的,如果说古希腊、罗马是自由民主思想的发源地,英国是自由思想的策源地,那么美国则是自由思想最为有效的实践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是西方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和统治方略的理论基础。其公民教育也表现出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而且自由主义在其200多年的公民教育中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基础。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公民教育充分肯定个人的平等性、自主性,自由权利的优先权,承认价值多元。所以,自由、民主成为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就不足为奇了。

  责任成为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伴随着社群主义思潮而逐渐确立起来的。社群主义认为,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冲击的原因就是因为个人主义所倡导的个人主体性消解了主流的或者说是底线的伦理道德,使趋于一致的价值标准不复存在,造成了道德的无序与混乱。为此,社群主义认为,公民教育就应当以社群全体成员(即国家全体公民)为基础,为了共同的政治价值安排公民教育,培养对其所属政治社群能够产生认同感的公民,强调通过公民的主动参与和实践,培养社群意识,促进或达到政治社会的共益。

  自由、民主和责任的理念共同系于美国的宪政制度,并行不悖,其中,自由主义思想是其基础。因此,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仍是公民权利本位的,而责任教育是提升公民行使权利能力的重要手段。

  二、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国家,其教育行政体制为分权制,各州在公民教育中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因此,其公民教育的内容不尽相同,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了解美国政体的基本内容和准则,美国德育界认为这是合格公民的必备起码条件。(2)培养参与意识,了解公民应承担的社会责任。(3)培养学生必备的道德品质。而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体公民的美国精神,致力于把不断涌入的移民“美国化”,建立和维持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课程内容是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编排的,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在小学阶段,公民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大多是培养对国家标志物,如国旗、国歌的认识,熏陶其爱国主义情感。在初中阶段,公民教育的内容有了一定的深度,重点放在陈述历史事件、人物方面。在高中阶段,公民教育的内容较为复杂,包括美国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经济制度、国际地位等内容,带有理论分析的性质。同时,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立足于宪法,传授如何能够建立有限制的政府,如何防止无限制政府对民主政治的破坏。它以控制行政能力、行政权力为首要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如何具备宪政条件下公民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能力。

  三、美国学校公民教育实施的特点

  美国学校公民教育实施的特点主要包括:

  1.公民教育教学实施的知识传授性。许多研究者和教育者认为,不能全盘否定直接传授正确道德观念的作用。因为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缺乏判断力,而流行的价值澄清教育模式的那种模棱两可、貌似中立的做法,往往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所以有必要正面注入,定性讲授。

  2.公民教育课程实施的立体化和系统化。公民教育不仅重视知识的正面传授,而且更强调价值认同与能力的训练,认为公民教育的情感、技能目标较之于知识目标而言意义更加深远。因此,美国学校的公民教育并不仅仅仅局限于课堂,局限于课本,而是延伸到课堂以外的校园社会和社区,让学生在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通过广泛地参与而受到教育熏陶。其突出的特点是针对局限于学校实施公民教育的弊端,利用逐渐发展起来的重要教育资源———社区,将学习内容蕴于学生所生活的社区之中,直接选取学生生活的社区当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学生间的相互合作、调研、讨论、最终形成报告等一系列训练,使所有学生都参与到社会的管理中去,从而发挥社区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

  3.公民教育教学实施的实践性和批判性。一方面,公民教育教学实践实施具有实践性特点,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具有生动、灵活、真切的特点,在教学过程、教学场所的安排上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注重结合事例,进行现场教学。具体方法有:(1)到法庭旁听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活动,并讨论、模拟法庭,让学生以法官身份下判决。(2)自制法规,让学生根据校园情况写一份学校治安法规,或对社会问题提出防范措施等。(3)诊断法规,通过分析讨论,寻找法规漏洞,增补删除。通过辩论、口头报告、模拟法庭等形式,不仅训练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学生在其中发展了人际交往能力。另一方面,公民教育教学实践实施的批判性特点,体现在公民教育特别重视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美国学校公民教育培养学生崇尚、追求宪政民主社会的价值与能力,首先要向学生传授已有的知识,其次要使学生在遇到社会政治问题时能够分析、判断并采取符合民主社会价值要求的行动。因此,批判性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就是基于这样的要求而受到广泛重视,而批判性思考就成为重要的公民教育方法。例如通过运用柯尔伯格的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选择具有争议或者是两难的社会政治问题,如职业责任、公共政策、法律案件等问题,以轻松愉快的形式呈现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故事,让学生根据已学到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解决这样的问题。

  四、美国学校公民教育对我国德育改革的启示

  1.把培养民族精神作为公民教育的核心目标。在公民教育中必须致力于培养民族精神。因为民族精神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间最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国家与公民最根本的结合纽带。现代国家正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原理而形成的。在错综复杂的世界范围内,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为了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实现,国家的内聚力和公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国家需要通过公民教育这一途径来形成和加强这种内聚力和向心力,以培养本国的民族精神,发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

  2.把公民实践和参与摆在公民教育的重要位置上。我国的公民教育主要是在德育的范畴内进行的,以知识和价值观的传授为主,对学生的实践和参与关注不够。因此,我国的公民教育必须培养公民的实践和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因为公民资格的取得并非仅仅在于法律形式上拥有公民权利,而是要求公民要有足够的能力,积极参与合理的公共管理过程。因此,今后要把公民实践和参与摆在公民教育的重要位置。

  3.把权利和义务意识摆在公民教育的突出位置上。缺乏公民意识被认为是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强公民教育首先应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权利和义务意识。由于我国几千年来缺乏权利文化的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权利意识淡薄,所以,要培养健全自律的公民,应突出公民权利意识的教育,把公民教育确定在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统一上,实现权利意识教育和义务意识教育的平衡。

近代自由主义的问题

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讨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问题,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近现代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如果存在,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哪些人有资格被视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到底是把自由作为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还是工具性的价值?事实上,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自由主义不仅构成当代西方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我国近年来学术界思考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闫润鱼女士在她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中写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阐发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时,也常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问题纳入自己的思考中,这其中不乏对当今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成分。” 。基于这样的认识,她试图从自由主义的特性与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中勾画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与现有的研究不同,在这部充满睿智史实与诸多理论创新的著作中,作者首先是把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过多关注个人而忽略对整个流派研究的不足。作者从六个方面探讨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的问题。首先,对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其流派和思想特征进行简要梳理,接着第二部分着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念成分,以说明自由主义如何舶来中国,进而与中国文化实现“会通”;第三部分则简要梳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理路,重点概括了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后,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与实际政治发生了哪些纠葛;第四部分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结盟的专题考察。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朋党”是最缺乏合法性的政治行为,而现代政治的最大特征却是政党政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深知政党之于现代政治的意义,但在内忧外患造就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他们却不得不用心拿捏自己的组党热情,生怕给混乱的政局再添几分不安。“自由主义虽然得到伸展的机会有限,但也绝非一无所成,在夹缝中生长的恶劣环境,不仅陶冶了它的性格,也培养了它顽强生存的能力,使其在总体上呈一种不断发展壮大的态势。” 第五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之一,闫女士选定自由主义者的舆论阵地作为重点考察对象,用了较大的篇幅,通过对《努力》、《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再生》以及《观察》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影响较大的六份刊物的考察,较全面的展示出了自由主义的性格特征以及内部的思想分歧。通过这种研究,不仅清晰地突显了不同流派自由主义之间的思想分歧,也展示了同流派自由主义者在众多问题上的观点纷争。最后一部分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特色的概括,作者认为,自由主义之于中国是一种舶来品,但作者的研究告诉我们,自由主义绝非一副面孔,它自舶来中国的那天起就带上了鲜明的本土特色。 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写道:“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问题……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是否包含自由主义成分,其二是西方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命运。” 很显然,闫女士在这部著作中,对这两个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传统中国思想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否有某种相似或兼容成分?这是一个为许多人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入个素来颇有争议的问题。近代以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态度纷呈,观点各异。一方面,近现代不少启蒙学者在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时,对传统思想曾有过激烈批评,称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为专制主义。并将这种专制主义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近现代以及当代不少学者出于对理论问题的真正理解与新的解释,从传统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与道家传统中挖掘出自由主义成分,甚至直截了当,称中国古代某些学说为“自由主义”。很显然,闫女士即使不能被归类到后者中,也是更倾向于后者的理论基点。她在第二章开篇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追求自由是人类的本性,任何民族的历史都离不开自由这个主题,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自由一词在中国古书中的应用是非常普遍的……那么,从中发现自由观念的成分则并非难事。” 基于这样的认识,闫女士分析了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念成分,认为“在先秦的各派学说中,老庄哲学中包含的自由观念成分最为丰富” ,主要体现在“《老子》肯定个体自治能力的有关论说,与西方的自由放任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 以及“《庄子》的绝对自由观包含着对于人性的某种警惕,而这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着力探究的问题” 。在对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的考察中,闫女士发现其中也“不乏自由观念的成分”。她认为,儒家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的一些基本理念,虽与自由主义学说有着明显的对立或独特之处,但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价值,如自由、权利、平等、公义、契约、公民社会、民权、权力的合法性等等,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从儒家来作进一步的了解。“在丰富的儒家库藏中,包含着大量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相通的思想元素” ,如人格独立的问题,关于人性平等的观念以及儒家的民本思想,“的确都包含着大量可以作为现代民主精神凭借的资源” ,它们“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也有诸多相同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仅认识到了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联系,而且还分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未能把其内在价值彰显威现代制度的原因,她认为,“自由主义在西方的诞生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而与西方相比,“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与这样的政治、社会环境相适应,“中国没有经历过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期,相对贫乏的自由观念的成分不足以滋养一个新阶级的诞生,而没有新阶级力量主导的任何革命,都不会生成新的观念和意识” 。因此,自由观念最终未能像西方社会那样汇成一条轨迹可辨的思想主线。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非常准确而到位的。 关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闫女士也进行了一些梳理,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对这一问题,学术界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主流的观点认为它在总体上是失败的,这种看法以美国学者格里德的分析为代表,他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及其原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而闫女士却认为,“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整体败北,自由主义学说依然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命运、对人类的终极目标的思考。自由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它的香火从未熄灭。”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特色的概括,作者把谋求共同体和个体之间平衡、自由与权力之间平衡的学说名之为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作者认为,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与自由主义滋生土壤相去甚远,自由主义要想获得存立的正当理由,都“须在救亡图存这个现实层面上体现出价值来。” 因此“以自由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西学是被中国人作为可以用来救亡图存的利器看待的” ,这直接导致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对自由核心价值的理解上与西方“原版”自由主义有着较大差异。在西方自由主义演进史上,各家各派对个体自由价值的服膺是始终不变的,而在中国,则一俟环境变化,个体本位就会受到冲击,以致发生本末倒置的现象,如对宪法的集中关注,对宪政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迟疑甚至反对,格外注重掌权者及其人格之于立宪政治的意义。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为一种无土培植的过程” ,它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浓厚的中国特色的色彩。 应该说,本书无论在架构上还是在运用史实方面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是理解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对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的研究,不仅有拓宽和深化该研究领域的学术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许,这一点也正是本书的最大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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