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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战的历史背景,盐铁论的成书背景

日期:来源:盐铁论战的历史背景收集编辑:中国历史知识

盐铁论的成书背景

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30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

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学,经常引用《春秋繁露》的语言作为立论的根据。他们的经济思想亦大多承袭董氏,且更具保守和教条化。《盐铁论·本议》记文学说: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què,音却,忠厚),民悫则财用足,足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这是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即开宗明义反对 与民争利 、请罢盐铁等,表明他们基本承袭董仲舒的思想。但他们围绕 罢盐铁 所阐述的理由,却偏离了董氏的原意。如贤良文学所谓 开仁义,毋示以利 的崇义贬利观点,就扼杀了董仲舒包含追功求利的进取精神。董氏虽然重视农业,但没有 抑末 的言论,他们却积极主张 进本退末.董氏反对统治集团挥霍浪费,在他们那里变成了 防淫佚、尚敦朴 的安贫乐道思想。可见这时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经济思想,把 圣人之道 当作教条,已明显趋向保守。

《盐铁论》一书由桓宽编次整理而成。桓宽,汝南人。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盐铁论?散不足》提到 宣帝建学官 ,说明此书是在宣帝死后,汉元帝时定稿的。盐铁会议留下的书面材料经过桓宽的加工润色,处处渗透着他本人的观点。《盐铁论》赞赏贤良文学的崇义贬利,进本退末、安贫乐道思想溢于言表,被诸史列入儒家类,充分反映了汉元帝时期儒学的守旧观念。自元帝以后,西汉政权重用纯儒,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完全确立,加上西汉王朝的经济开始衰退,更加重了经济思想界的沉寂和保守气氛。而且,从董仲舒就流露出的宜少近古 的经济复古思绪,也成为西汉后期的新动向。

马的历史背景

中国畜牧业史中,以养马的历史最为丰富。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开始养马。由於马在战争、交通、仪礼及耕垦拽引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很早就被称为“六畜”之首。历代政府因战备需要,多大量养马,并设官管理。民间也养马以供耕驾。至汉、唐时期,养马业臻於极盛。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尤以养马发达、牧草肥美、精於骑术著称。中唐以后,土地兼并剧烈、人口大量增加、牧地相对缩小,加以统治者实行禁养等原因,致使官民养马均趋於衰落,清代以后尤为明显。传统牧场也因过牧、滥垦及沙化而大为缩减,草原养马业已无复往日的繁荣。

中国马种的起源和演进

蒲氏野马曾被认为(Equusprzewalskii)中国北方马种的祖先。经过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证明中国家马的祖先是野生马种E.caballus,其前一代为三门马(E.samenensis),它们都曾生存於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中国南方马种则起源於云南马(E.yunanensis),它们的化石分布在以四川、云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属龙山文化的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马骨。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马下臼齿,经碳素断代并校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鉴定与现代马无异。又据《周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时“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说明当时马已被驯化和用於使役。

中国古代马体一般比现代马种为高,历代曾出现过许多所谓“千里马”。春秋时卫国有六周尺(合今138厘米)以上母马(騋牝)3000匹。汉景帝时禁止高五尺九寸(合今135.7厘米)以上的壮年马出关,此高度正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陶马俑相等。宋代买马标准高合今130.2~145.7厘米。明代以来,由於战争的耗损和养马业的衰落,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尚保存部分善种外,中国马种呈现退化趋势。

古代养马地区的分布

中国古代主要养马区与近代基本一致,但传统农区因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近数百年来马匹显著减少。

西北产马区

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草原丰美,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盛产良马。2000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陕西、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公元前约900年,非子在汧、渭之野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成为秦国的始祖,秦马也因此有名。以后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陷於吐蕃,畜牧仍然发达。宋、明两代行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也包括了唐马遗种。明代在陕、甘二省屯垦繁殖军马,又建养马场,直至河西走廊远处。清乾隆年间,设马场於西宁至嘉峪关外,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尤大,还牧养由内蒙古和玉门运去的种马。

塞北产马区

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战国以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庞大马群。通过民族间的贸易、战争和迁移,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明、清宣化、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市马定额达3.4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从辽、金、元到清代,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养马地。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清代在察哈尔全境组织蒙族发展养马,全国军马大多取给於此。

西南产马区

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到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於山区生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作军用多不及北方马。据《桂海虞衡志?兽志》记载,南方所产“果下马”,高不逾三尺,以广东德庆所产最佳。

关东产马区

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於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数最多的地区。

中原产马区

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蕃。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东南产马区

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马匹用途的变化

养马最初是为了食肉。殷代曾用马作祭品。《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青海一带部落曾献“食马”。后因马在军事、驿运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用作祭品和殉葬品,而且严禁宰马。据《周礼?夏官》记载,周时马的主要用途可分为供繁殖用的“种马”、供军用的“戎马”、供仪仗及祭典用的“齐马”、供驿运用的“道马”、供狩猎用的“田马”和仅可充杂役的“驽马”6类。按周代制度,仅周王可同时兼养6类;诸侯不许养前两类,大夫只许养后两类。这种约束到春秋时期即被冲破。

关於各种马匹用途的起源和演变,据《周易?系辞下》和唐《通典?礼》记载,黄帝、尧、舜时已发明马车。殷墟出土的马车构造已颇完备。殷、周时马车普遍用於车战、狩猎和载运。马耕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汉《盐铁论?未通》说,汉代“农夫以马耕载”,同书《散不足》篇又说“古者”马“行则服扼(轭),止则就犁”,当系事实。骑马始自何时,尚难确指。但把它广泛应用於生产和战争,无疑始自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中原各国为了对付北方骑马民族,纷纷改战车为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其显例。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於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春秋时已有驿,至汉、唐更发达。唐代每30里置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汗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此外,马还被用於运动。在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内蒙古狼山地区岩画中,已有马术表演的形像。在中原,马术始见於汉代宫廷娱乐,至唐代空前发达,出现了马背演技、舞马、赛马等项目。打马球起源於西藏,在唐代宫中盛行,迄明代发展成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至於马乳饮用,则自古通行於草原民族,秦汉时传入中原。汉宫中设专官和匠工制成马乳酒,供皇室饮用,后传至民间。因其味甘,为古代医学家所推崇。

养马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养马技术内容丰富,远在西法传入前已长期应用於民间,成效卓著。除不少已失传者外,主要有:1.相马术。春秋时伯乐、九方皋等相马名家辈出,并著有《相马经》。汉武帝时依大宛马铸“金马”为良马式立於长安。东汉马援著《铜马相法》,并铸立铜马模式於洛阳宫前。此后千年续有相马著作问世,如唐人撰写、明代改编的《相良马宝金歌》等。2.阉割术。3.饲养、繁殖与调教法。战国军事家吴起对先秦养马曾有总结性的阐述。北魏《齐民要术》指出养马要“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也为后世所师法。在马的繁殖方面,唐、宋时已采取直肠妊娠检查法,并有登记申报制度;明代又有发展。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对良马的控肥法和调教法很有特色。蒙族发明的套马杆以及西北地区的绳圈捕马法等,迄今仍在应用。4.马种改良。汉武帝时从西域引入大宛马、乌孙马等,除供御用外,主要作种马,可视为中国马种改良的嚆矢。从汉末到隋、唐,续有西域良马输入,包括大宛马和波斯马,又有塞北草原部族的各色贡马,经过杂交,使唐马益壮。现在的河曲马和祁连山南北的地方品种就是唐马遗种。

马政沿革

商代甲骨卜辞记有管理商王马匹的马小臣。历史上由政府管理全国官民马匹的组织制度,最初酝酿於周代。《周礼》中的校人、牧师、圉师、廋人、趣马、巫马等职司,分掌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和保健等任务。除周王室与诸侯养马外,又向下级徵发马匹以充军赋。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千乘之家”、“万乘之国”以车马代表财富的语汇。秦、汉时边郡设苑养马,并成立太仆寺,马政机关从此形成;太仆一职也由周代周王车驾的御从,变成为马政长官,位列九卿。北朝起太仆寺兼管骆驼、牛、羊等牧政。

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

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於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於兵部。后因草场日减、官吏乱职而未见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内地民间养马,养马业日益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场,政府设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口外马场。清末军制改革,把持续2000余年的马政机构合并成军牧司,但上驷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

辛亥革命后,先在陆军部设立军马司。1936年南京政府军政部军牧科扩编成马政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养马业由政府农业部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一度成立马政局,分别主持军民马匹的繁殖改良工作。

参考资料: http://www.horse.org.cn/zgyms.htm

司马迁写史记的背景

是这样的: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下)

资料和注释

铁的冶炼和铁制工具的推广

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1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一件铁刃铜钺。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铸以铁质的钺刃,刃部经科学鉴定,证明为经过锻打的铁。这铁不是人工冶炼的,而是来自陨铁(陨星炸裂坠于地面的陨石中,有含铁质较多或是纯铁的叫陨铁),因当时尚不知人工炼铁,所以陨铁的使用在社会生产上没有实际意义。

近年考古发现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一铜柄铁剑,学者们认为这是西周晚期我国发现最早的铁器真品。西周末春秋初,秦襄公(前777年—前766年在位)时代的诗《诗·秦风·驷》有“驷孔阜”之句,说驾车的四马,色黑如铁,特别肥硕。以铁形容马的颜色,说明铁已经使用并为人们所熟悉。那时候的铁是熟铁,通常叫“块炼铁”,是矿石在800~1 000 °C的条件下,由木炭还原得到的,出炉时是含有大量杂质的固体块。这种铁有几个缺点:一是炼完一炉后,不能从炉里流出,取出铁块时,炉膛要受到破坏,不能连续生产,生产率低,产量小。二是需要反复锻打,才能制造一些形状简单的器物。三是含碳量很低,质地很软。由于上述缺点,这种铁不可能普遍应用。从目前出土的铁器看,至迟在春秋后期,我国已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生铁是在1 150~1 300 °C的条件下冶炼出来的,出炉时呈液态,可以连续生产,可以浇铸成型,含碳量高,质地比较硬。这就使冶炼和成型效率以及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所以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史上一次飞跃。欧洲直到公元14世纪才炼出了生铁,比我国晚了1 900年。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一件铁块,经科学分析,是白口生铁。这是到现在为止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生铁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铁实物。

铁制工具的推广,从文字记载看,《国语·齐语》有这样的内容:“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chú,锄)。”“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是用来铸造生产工具的。可见,春秋中期齐国已使用了铁制农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记载:晋国用铁铸刑鼎,鼎上铸有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可见当时晋国民间铁已不少。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文字不多,总该有一些条文,这个鼎不会太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则,就不可能铸成功。可见至少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从出土文物看,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吴国墓、湖南常德德山楚国墓、长沙楚墓,还有山西侯马北西庄遗址等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削、铁(qiāng,古代的一种斧子)、铁(bó,锄田去草的农具)、铁、铁铧、钢剑等。这些铁器,有的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锻造的,有的是用生铁铸造的。根据地下发掘,结合文献记载,春秋时期铁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当时一些铜制工具(如铜锄、铜铲等)和大量用木石骨蚌等原料所制农具都还在生产领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铁器的使用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解放以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广大地区的战国中期遗址,都有铁器出土,而且种类多,数量大。在河南辉县战国魏墓中,出土58件铁农具,有犁铧、?、锄、锸、镰、斧等,其中两个“∨”形的犁铧,虽还没有翻土镜面的装置,但已能起破土划沟的作用。课本上的《战国时代的铁制农具》即为辉县出土的铁器。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这就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牛耕

原来中原地区使用称为耒耜的脚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着耒耜的柄,用脚踏着刃部,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拨,才能把一块土掘起来。耕地就是把土一块一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退一步。这种后退间歇的耕地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传说早在商代就用牛驾车,也有人根据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认为商代已有牛耕,但论据不足。到了春秋时期,牛耕已经使用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耕地就变为连续向前,用力少而效果好,这是耕作技术的一次重要改革。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开始于东方,商鞅变法后,秦国后来居上,也普遍使用牛耕。当时还开始用马耕田,商鞅为了重视农业,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说:“古者”,人们用马代劳,行则拉车,“止则就犁”。汉人说的“古者”,当指战国和秦。畜力与铁器的结合,给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

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科学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耕作技术用当时的话说叫“深耕易耨”,耕田要深,除草要快。灌溉方法,中原地区已普遍用桔槔来灌溉,代替过去抱着汲瓶来灌溉的原始方法。战国时期农民已知施肥,《荀子·富国篇》有“多粪肥田”的话,说明当时深知施肥的重要。不仅知道施用动物粪肥,还懂得使用草木灰和绿肥,把野草割来焚烧成灰或灌水使之腐烂,用作肥料,改良土壤。对积肥施肥的重视,是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要到10世纪和11世纪,才开始施肥,比我国晚了1 300~1 400年。战国时期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长斗石,取上种”,就是说要提高粮食产量,必须选取上等品种。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战国时代农业的显著进步,开创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用人力来改变土壤的现状。就是耕地要根据土地的干硬或湿软而分先后,干硬的土地必须先耕,湿软的土地可以后耕。高旱的田要注意保墒;低湿的田要注意排水。为了给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优良条件,垄要广而平,沟要小而深;苗必须纵横排列成行,以利通风;肥地留苗要密,薄地留苗要稀,肥地苗稀就会增加无效分蘖,薄地苗密就会因水肥供应不足而夭折。这些做法都是符合农业科学原理的。当时的人还掌握了耕种时节的重要性。“得时”的小麦生长发育好,植株粗壮,穗子大,色泽深,麦粒重,虫害少,出粉率高,品味香,吃了耐饥有益;“先时”的小麦苗生太早,易受病虫害侵袭;“后时”的小麦苗生得脆弱,穗结得稀疏,色泽也不好。故强调耕种必须及时。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通年景可产粟一石半,折今亩产九斗。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折今亩产三石八斗四升,在二千多年前战国晚期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都江堰

李冰约于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命做蜀郡守。岷江上游高山深谷,水流湍急,一到成都平原,流速突然减慢,所夹带的泥沙石子随即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每年夏秋水势骤涨,灌县(在今四川)以下常常泛滥成灾。雨季过后,又会出现干旱。为了灌溉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李冰总结前人治水经验,因势利导,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都江堰市,兴修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和渠道两大系统组成。渠首工程包括都江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主要部分。都江鱼嘴是建在岷江中流的分水建筑工程,它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都江堰市城附近的岷江南岸,凿开玉垒山脚,形成一个被隔开的石堆即离堆和一个狭小的进水口就是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密如蛛网的渠道系统。大小水口都安置“斗门”,需水时打开斗门,水多时可关闭斗门。“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蜀志》)。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堆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紧接内金刚堤和离堆之间修筑了飞沙堰,用以调节内江水量,洪水猛涨时,内江水可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确保内江灌溉系统的安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运输功效的综合水利工程,既解除了岷江泛滥之灾,又便利了航运,灌溉农田三百多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地点选择恰当,工程布置合理,配套严密完整,修建就地取材,整个系统自流灌溉,用功省而效益大,两千二百多年来一直造福于人民。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渠五百二十多条,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解放前工程失修,灌溉面积缩小至二百余万亩。解放后大力整治扩建,现在灌溉面积已扩大到八百多万亩。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以前,工商业主要是由官府经营的,劳动力是奴隶,私营工商业者极少。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工商业部门也逐渐离开官家的豢养,向私人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他们一般在自己家内从事生产,也有的在城市市场内设立作坊店铺。春秋战国之际,以技巧闻名的公输般(班)就是这样一个独立手工业者。后来他被奉为匠师之祖。与此同时,官商已不能再垄断贸易,私商的势力日益强大。如郑国大商人弦高,在贩牛途中听说秦国大军已来偷袭郑国,来不及赶回报告,就自称是郑国派来的使者,献12头牛和4张皮革来犒劳秦军。由于他的随机应变,矫君命而犒秦师,使秦军误以为郑国已获悉秦国的军事行动,有了准备,便取消了这次偷袭。另外如越国大夫范蠡、孔子的弟子子贡都是有名的大富商。孔子周游列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子贡在经济上的帮助。从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者身分地位的变化,可看出在工商业领域内逐渐摆脱奴隶制的控制与束缚,封建关系的新因素也日渐增长。

冶铁业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多年经验的积累,人们已有了初步的采矿知识。《管子·地数》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作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有明确地点可查的铁矿山有三十几处。《山海经中山经》《管子地数篇》则统计“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这个数字不免夸张,但这时发现的铁矿山一定很多了。从今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战国铜矿井遗址看来,竖井深达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平巷沿水平方向开拓,是为了开掘矿石。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逐层开拓平巷,在井下初步分选,将贫矿、碎石和泥土填充废巷,保证提运出的大都是富矿。这些说明战国时代开矿技术已相当进步,初步解决了井下通风、排水、运载、提升、照明和巷道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标志春秋时期经济上突破性发展的是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冶铁技术的进步主要在于改进炼炉和提高炉温,这非扩大和改进鼓风设备不可。《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金铁乃濡,遂以成剑”。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战国时期炼铁炉用成排的橐来鼓风。规模大的冶炼场有工匠几百人。考古工作者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燕国的燕下都也是个重要的冶铁地点,在它的遗址中发现冶铁作坊三处,总面积三十万平方米。各国都有冶铁中心,最著名是楚国的宛,所谓“宛钜(钢铁)铁(shī),惨如蜂虿(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说明宛产的兵器质量是很高的。赵国的邯郸是一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业,富比王侯,就是西汉初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其祖先也是赵人,因冶铁致富的。

战国时期广泛使用铸铁工具,但早期的铸铁,是质硬而脆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当时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把铸铁件经高温退火,使它变为既有比较高的硬度,又有比较好的韧性的可锻铸铁。依照热处理的条件不同,以脱碳为主的成为白心可锻铸铁;以石墨化为主的成为黑心可锻铸铁。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得到那样广泛的使用,可锻铸铁的发明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国外的白心可锻铸铁是1722年由法国人首先发明的。黑心可锻铸铁是1826年美国人发明的。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把白心可锻铸铁叫“欧洲式可锻铸铁”,把黑心可锻铸铁叫“美洲式可锻铸铁”。其实我国发明可锻铸铁比他们要早二千多年。

春秋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和晋国河东池盐煮造业都已兴盛。河东盐被视为“国之宝”。战国时代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更加发达,海盐产量多,流通范围广。同时,李冰做蜀郡守时四川的井盐已开始开发。

纺织业。那时候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农村里普遍养蚕,都生产丝织物。其中以齐鲁等国生产的丝织物比较精美。齐国女红(工)的纺织技术极为著名,生产出来的丝织物行销很广,所谓“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赏品,多到一次达5 000匹。麻织物比丝织物更为普遍,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主要衣料,也是当时的主要商品。长沙出土的麻布残片,比现在一般棉布要紧密(麻布经纱每10厘米280根,纬纱每10厘米240根,现在棉布中的龙头细布,每10厘米经纱254纬纱248),说明当时麻织技术的高超。

漆器工艺在春秋时还附属于木器业。战国中期以后迅速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战国早期漆器木胎还很厚重,往往在精雕的木器上施以彩漆。战国中期以后,木胎变得轻巧,漆的颜色有黑、朱、黄、紫、白、绿等十多种,往往在器物上用各色的漆画成各种图像和图案。有些日用漆器的边缘还镶有金边或铜边,即所谓金铜扣。这都说明漆器工艺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因素:

①根本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代。

②经济上:井田制崩溃,封建经济正在形成。

③政治上:分封制瓦解,新兴封建阶级正在形成。

④文化上:礼贤下士,学在民间兴起,学术逐渐下移。

⑤直接因素:不同阶级代表著书立说,形成“争鸣”局面。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汉书?艺文志》上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

所谓“争鸣”,是指当时代表各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希望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于是,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争相发表自己的见解。

主要流派:

春秋战国时期,最主要的思想流派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

意义:

①“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②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

影响: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盐铁论的内容是什么?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开盐铁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六十余人,主要分为两派:

一方是以唐生、鲁万生为首的贤良文学派,其高层首领是丞相车千秋

另一方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大夫、御史等政府官员。

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了抵御甚至进击匈奴,能否实行对盐、铁、酒等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政府垄断,以及对因均输而引起的交易的政府垄断。

贤良文学们否定盐铁官营的理由,包括政府垄断会带来价高质次的产品,尤其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农具,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由于政府及其官员进入到了一般商业领域,就会与民争利,“商工市井之利,未归于民”,而是“利归权家”,甚至直接侵夺民众土地等财产,致使破产成为流民;政府官员利用管理盐铁官营之权力中饱私囊,形成了一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并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政府垄断工商业的局面,从中获益的官僚垄断阶级就极力支持一种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又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总体而言,这都是由于政治权力与市场规则结合,即所谓“国以利为利” 的结果。

贤良文学们的主张也不是都对,比如他们在反驳御史大夫们关于盐铁官营用于抵御匈奴的理由时,只是强调“夫文衰而武胜,德盛而备寡”,以及“修文德以来之”,曾被徐复观先生批为“不顾现实的空论”。而御史大夫们“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屏蔽也”则是正确的政策。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0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


(1)社会大变革,战争频繁;帝王之道不符合形势要求,霸王之道有利于富国强兵。(2分)
(2)思想:法治、农战。(2分)
措施: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燔诗书明法令。(2分)
(3)人夫: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六国和建立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奠定基础;
文学:导致秦朝迅速败亡。(2分)
(4)把改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以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为标准。(2分,任答2点)

试题分析:
(1)分析材料一,“吾说公以王道,公善之而未用也。……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说明秦孝公不用帝王之道而用霸王之道,联系当时时代背景,诸侯争霸,社会变革,只能用霸王之道在争霸中取胜。
(2)分析材料可知,其核心是强调了整饬法律、发展农业,奖励军功等。第二小问可联系所学史实回答,如: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等。
(3)从材料三“大夫”所强调的“国富民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可知其积极作用是使秦统一了六国。而“文学”认为商鞅变法厉行法治,其严苛的刑罚导致了秦亡。
(4)此问实际是考查学生的历史观,可从改革对当时社会起到的作用以及是否符合历史潮流方面分析。
点评:此题难度中等,主要考查学生分析材料理解材料的能力,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古文阅读和理解水平。

谁能谈谈春秋、战国和两汉的历史

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郑、卫、陈、蔡、吴及越等国。

足球的历史起因是什么?

  足球最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作为娱乐项目存在的,而是为了军事训练,详解如下:

  1、相关的历史记载:

  《战国策》和《史记》是最早记录蹴鞠的文献典籍,前者描述了23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现山东淄博)流行蹴鞠活动,后者则记载,蹴鞠是当时训练士兵、考察兵将体格的方式(“蹹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

  2、后期的演变:

  汉唐两代是中国古代足球发展最兴盛的时期,发展成直接对抗的竞赛。到了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七年),蹴鞠所用的皮球,由内填毛发改为由人用嘴吹气,同时用两个球门代替“鞠室”。至宋代(公元九六○至一二七九年),蹴鞠更发展了双球门及单球门的竞赛,还有称作齐云社或圆社的球会组织出现,而且所用皮球由人用嘴吹气,发展到用气筒打气,愈来愈接近现代足球。

  汉代蹴鞠是训练士兵的手段,制定了较为完备的体制。如专门设置了球场,规定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两端各设六个对称的“鞠域”也称“鞠室”,各由一人把守。场地四周设有围墙。比赛分为两队,互有攻守,以踢进对方鞠室的次数决定胜负

  经过汉代的初步流行,唐宋时期蹴鞠活动达到高潮,甚至出现了按照场上位置分工的踢法。唐代蹴鞠已有多种方式,有比赛巅球次数的“打鞠”,有场地中间挂网、类似网式足球的“白打”,有多人参与拼抢的“跃鞠”,还有了设立球门的比赛,这种方式每队有一定人数和固定位置,规定队员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踢,不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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