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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时间起止时间,清朝、明朝的起始、结束时间

日期:来源:明朝万历时间起止时间编辑:中国历史知识

清朝、明朝的起始、结束时间

明朝,又称大明王朝、大明帝国,简称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明朝作为全国性政权历经276年(1368年-1644年),如果包含前身及后续的割据政权,则长达319年(1364年-1683年)。完整的明王朝的历史进程分为四期:

明朝的前身——西吴时期(1364年-1368年)

建立全国统治——明朝时期(1368年-1644年)

江南半壁——南明时期(1644年-1662年)

最后的余波——明郑时期(1662年-1683年)

朝(公元1616年~1911年,1644年起为全国性政权),又称大清、大清帝国,简称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全境的中央政权。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兵入关,入主中原,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

明朝万历年间是什么时间

万历(157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前期,张居正主导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军事也接连获胜,朝廷呈现中兴气象,史称万历中兴。历史学家黄仁宇用“大历史观”的角度,写了《万历十五年》这本研究明史的专著。

明代起始时间以及末尾时间

明朝(1368-1644年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传十二世,历经十六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

明朝万历何时一朝两个皇帝

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鼓动下出兵进攻瓦剌,王振为了向家乡人炫耀故意劝说明英宗绕道而行,结果在土木堡被瓦剌军队围困, 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俘。而后蒙古军意欲趁势攻破北京城,但明朝群臣迅速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明代宗,年号景泰)。代宗以于谦(不是郭德纲的搭档)总览守备京城事宜,于谦运筹帷幄最终将蒙古军进攻击退。瓦剌在得不到分毫利益的前提下竟然无条件的将英宗放回(也许是为了挑拨明朝内乱)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皇帝在被俘后能全身而退。景泰八年春正月,景泰帝重病,众大臣请求皇帝早日建储,代宗不许。同月,武清侯石亨(老太监后来得了恶报)、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迎“太上皇”(明英宗)复位,改元天顺。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两次登基的皇帝。

明朝万历到现在多少年!

万历(1573年 - 1620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万历这个年号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也就是说距离现在时间=2011-1573=438年

或者2011-1620=391年

就是438-391年左右。

明朝是什么时候开始衰的

从万历朝开始衰的。

张居正死后初期,明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在位期间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对外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万历皇帝长达27年不上朝,甚至有大臣几十年都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子。而且在万历年间,明朝还发动了抗倭援朝、宁夏之役、播州之役这三次战争,史称万历三大征,彻底把明朝数年的积蓄消耗一空。这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明神宗执政晚期,党争长期持续,导致朝政日以腐败。另外,明神宗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扩展资料:

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登基,在首辅张居正和母亲慈圣皇太后的辅佐下,初期尚能勤于政事,爱惜民力,节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

但亲政后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于酒色,以酗酒而闻名。有官员说他“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

据说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宫女的头发,还差点将身边两名宦官打死。他本人并不以此为耻,还振振有辞地说,“谁人不饮酒?”活脱脱的酒鬼一个!朱翊钧又是个好色之徒。

他宠爱郑贵妃,与之朝夕相处,贪图春宵一刻的快乐。他在后宫多行淫乱,弄来十个小太监,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乱的勾当。

为满足永无止境的淫欲,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20多岁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动火热症、头晕目眩,这是他多年无法临朝的原因之一。

他长期怠政,勤于搜刮,加剧了明末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

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不少官位长久空缺,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沓之风,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

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祯上台时,明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朝

明朝万历年间是从公元多少到多少年啊?

万历(1573年 - 1620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万历这个年号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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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关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历史的详细记载

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神宗朱翊(yì)钧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穆宗病危。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进入寝宫东偏室,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接着,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辅臣即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司礼监的地位也很重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冯保其实也在顾命之列。第二天,隆庆皇帝即死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改元万历。 按照穆宗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小皇帝自然还得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是,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了。据高拱后来回忆说,张居正每次看护小皇帝读书,总是和冯保到文华殿东小房里密谈,直到小皇帝讲学完毕才结束。高拱与张居正本同属穆宗裕邸旧臣,关系甚睦。但是,张居正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一方面赞同高拱驱逐冯保的建议,一方面与冯保密谋如何驱逐高拱。高拱则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加上性格粗直,容易被人揪住辫子。冯保想起穆宗刚死的时候,高拱在内阁对同僚们说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深知,这句话足以扳倒高拱。于是,冯保到皇太后和皇太贵妃那边说:“高拱斥太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皇太后和皇太贵妃听后都大惊,万历小皇帝听了面色立即大变。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高拱兴高采烈,以为将颁布驱逐冯保的诏旨。张居正则心中有数。到会极门时,太监王榛已捧圣旨出,说:“张老先生接旨!”接下来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这一段话,可惊得高拱面如死灰,浑身瘫软,伏地不能起。第二天,高拱坐着一辆骡车离开京城,高拱一走,高仪惊得呕血三日而亡。至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担当辅弼小皇帝的重任。从此以后,万历朝的前10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李太后像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神宗需要侍奉两位母亲。一位是嫡母仁圣皇太后,即原来穆宗的皇后陈氏;一位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体弱多病,不能生育,却很疼爱小皇帝。据说,小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经常去皇后那里玩。陈氏每次听见太子跑的鞋声,就非常高兴。所以,神宗虽然尊崇自己的生母李氏,但是,对于嫡母仁圣皇太后始终非常尊敬,一视同仁,备极孝心。当时人称神宗之孝顺,乃“古今帝王之孝所稀有也”。不过,小皇帝的监护人主要还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生性淳朴善良。例如,她虽然母以子贵,但是对于仁圣皇太后却非常恭敬。万历九年(1581)她为女儿寿阳公主选驸马的时候,面对侯拱宸等三位候选人,唯独选择了衣冠朴素、战战兢兢的侯拱宸,还说:“此子浑朴不雕,真我家儿也。”对于儿子,慈圣太后也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据说,太后“教帝颇严”。每次万历小皇帝不读书,李太后就命令皇帝跪在地上。要上朝的一天,五更时分太后就到皇帝睡觉的地方,叫他起来,命太监们把小皇帝扶起来,为他洗脸,催他上驾。有一次,小皇帝在宫中喝多了一点酒,命内侍唱歌。内侍回答说不会唱。小皇帝大怒,说内侍竟敢抗旨,拿起剑就刺,在左右的劝解下,小皇帝玩耍般地割了两个内侍的头发,算是将他们“斩首”了。这件事传到了慈圣皇太后的耳朵里。太后非常生气,命小皇帝在地上跪了很久,历数他的过错。小皇帝吓得涕泗横流,请求让他改正错误。这事才算了结。还有一次,皇帝在太监孙潞海、客用的引导下喝了酒,受二人的引诱将冯保的两名养子打伤,又骑马直奔冯保的住所。冯保被吓得只能抱起巨石撑住大门。第二天,冯保将此事禀告太后。慈圣皇太后立即换上青布衣服,不带首饰,命召阁、部大臣,要谒告太庙,将万历小皇帝废了。小皇帝吓坏了,赶紧前去请罪。太后说:“天下大器难道就是您可以继承的么?”意思是要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神宗跪在地上哭了多时,皇太后才肯宽恕。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神宗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万历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万历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大臣与宦官勾结,本来是一件极让人痛心的事情,但是,对于一心为国的张居正来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人。他比较喜欢禅学,又曾自号太和居士。他对于佛教华严宗的《华严经》很感兴趣。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的10年中,辅弼小皇帝的张居正倒确实是全心地为朝廷办事。应当说,佛教华严宗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对于小皇帝,张居正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作父亲。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和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皇帝对于张居正,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他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东西。 万历朝的前10年,政府在张居正的领导下,面貌焕然一新。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与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样一来,内阁成为政治运转的中轴,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结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隐匿、遗漏田地,在税收上则将一切徭役折银,按丁、粮加以摊派,简化了税收的条目,也改变了过去赋役不均的状况。这一切举措,又都是在小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户部管辖的太仓库的收入,从隆庆时期的每年200万两银左右升至万历初年平均每年三四百万两,京师粮食的贮量也往往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左右。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只不过,张居正也许忘了,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是一个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在他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无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遗憾呢?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正皇帝,万历小皇帝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这样的契机直到万历十年(1582)才姗姗来迟。当初的万历小皇帝,此时已经是大婚4年的青年。<亲政时期> 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万历九年(1581)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春药,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靡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神宗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即其一。丘■,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隆庆年间罢官在家。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但张居正很厌恶他,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神宗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刻毒专制。所以,招来报复,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神宗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神宗称张居正“罔上负恩”,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忘恩负义? 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死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一句话,申时行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他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其实,要让申时行为神宗的荒怠负责,无疑是不公平的。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才是神宗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宗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神宗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而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实际上,万历一朝的大事,如万历三大征,还都是在神宗的布置下进行的。所谓万历三大征,是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 ■拜是蒙古鞑靼部人,嘉靖年间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万历十七年(1589),■拜以副总兵致仕。儿子■承恩袭为指挥使,充巡抚门下旗牌官。■拜私下里蓄养了一批奴仆,组成一支苍头军,见明军兵马不整,就有反叛之心。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拜与结义兄弟刘东■同时发难,杀宁夏巡抚党馨,缴去总兵张维忠的印信。刘东■自任总兵,■承恩为副总兵,■拜为谋主,扯旗反叛,企图占据宁夏,自为一个割据政权。当时,朝廷对于蒙古的羁靡政策因俺答汗之死,渐渐失控。■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骑兵,企图联成一气。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骑兵与■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在朝廷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神宗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神宗后来对于三种方案竟然都能接受,一方面命叶梦熊赶赴宁夏;一方面命李成梁出征宁夏。李成梁当时在辽东,便命其子李如松前往。神宗还下命悬赏缉拿■拜等人。到了六月,宁夏城外已经有魏学曾、梅国桢、叶梦熊、李如松等数支大军,由魏学曾统一调度。但是,魏学曾束手无策,力主招安。这让神宗大怒,以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些么小丑,成何体统?七月,神宗在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的军情报告后,果断地以叶梦熊取代了魏学曾,并将魏学曾逮回京城,并直接部署:“决(黄河)水灌城之谋,毋得异同误事。”既然最高当局已经下令灌城,前方的将领自然再无异议。于是,当初在反对俺答封贡中似乎没有多少远见的叶梦熊,这时显得非常有胆略。他在七月十七日之前,围着宁夏城筑了一道长约1700丈的长堤,将宁夏城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池塘,然后掘开黄河大堤,向宁夏城灌水。八月,城中粮食短缺。同时,李如松击败了从河套来援的蒙古骑兵。九月,明军攻破宁夏城南城。但是,叛军退据的大城依然易守难攻,明军的攻势受挫。这时,一个名叫李登的卖油郎,挑着担子在街上边走边唱:“痈之不决,而狃于痏(wěi);危巢不覆,而令枭止。”监军梅国桢将他请入营中,让他带着三封书信去见■承恩。李登跛一足,瞎一眼,在路上根本就不被人注意。他将一封信交给■承恩,劝■承恩说:■氏有功于朝廷,监军深为可惜,可杀刘东■以自效;接着,李登又去见了刘东■、许朝,劝他们说:首乱是■氏,将军为汉人,何苦代人受过?这个离间计果然成功。九月十六日,刘东■杀土文秀,接着,■承恩杀刘东■、许朝,投降明军。九月十八日,明军进城,剿灭了■拜的苍头军,■拜自杀。■承恩等人被押解京城。至此,宁夏平定。<援朝之战>,也是始于万历二十年(1592)。这一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等人领兵20万从釜山登陆。沉湎享乐的朝鲜国王根本就无法抵御,只会频频遣使向明朝求救。消息传来,神宗立即做了三项准备:一,令兵部向朝鲜派遣援兵;二,命辽东、山东沿海整顿军备,小心戒备;三,如果朝鲜国王进入明朝境内,择地居之。但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确是无能之辈,只派一个游击史儒率少量兵马入援朝鲜。对于20万日军来说,这无异于羊入虎口,史儒战死;随后赶到的副总兵祖承训也只有3000兵马,结果也是仅仅只身逃脱。这两仗的大败,激怒了神宗。于是,神宗命宋应星为经略,从西北前线调回李如松,一齐东征。宋应星贪生怕死,说自己带兵要讲究什么“一字兵法”:用兵一万,要造车360辆,火炮72000门,弓弩27000副,毡牌2000面,弩箭数百万枝,以及火药、火枪之类,要兵部先给他准备齐全,方肯出征。御史郭实于是弹劾宋应星担任经略一职不恰当。宋应星便干脆顺水推舟,要求辞职。神宗申斥了宋应星一番,宋应星才不得不出征。幸好,担任前线指挥的有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能征善战。明军前几仗打得都很成功,但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在碧蹄馆附近遭日军伏击,损失惨重。双方最后决定议和。日本方面撤兵南下,朝鲜汉城以南的大片国土恢复。日本方面,以与明朝通贡为和谈的条件。神宗一面敦促朝鲜国王练兵自守,一面与群臣商量是否与日本通贡。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明朝和日本方面互遣使节。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身着明朝的冠服,迎接明朝的使臣。事情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两年之后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丰臣秀吉不遵守当初议和的条款,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明朝遂于次年正月以邢玠为总督,杨镐为经李如松手迹略,再次出援朝鲜。但是,明军这一次在岛山附近再遭惨败。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明军退守到平壤南部的王京,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但是,七月九日丰臣秀吉死去的消息,让日军士气低落,阵脚大乱。明军遂发动攻击,日军无心恋战,纷纷登船渡海东归。中朝联军与撤退日军在东南露梁海面发生激战,明将邓子龙,朝鲜将领李舜臣指挥军队奋勇杀敌、将日军杀得大败。邓、李二将亦战死海上。这一次援朝之战,虽然耗损巨大,但对于确保明代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意义非常之大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神宗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其中包括最能征战的总兵刘(tínɡ)的部队。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的播州。明代在播州设立播州宣慰使司,其驻地约相当于今遵义市。播州宣慰使姓杨,世代为当地的土司。隆庆五年(1571),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宣慰司一职。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又赐杨应龙都指挥使衔。但是,杨应龙对于四川的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他的居所都是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从万历二十年(1592)起,杨应龙就时叛时降,反复不定。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都指挥使杨国柱讨伐杨应龙,结果三千军队全军覆没,杨国柱战死。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因此,神宗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杨应龙问题。他任命李化龙为湖广、川贵总督,兼四川巡抚,郭子章为贵州巡抚,讨伐播州叛军。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出綦(qí)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这种安排,足以说明神宗对于剿灭杨应龙的决心。八路大军中,以刘所部最为骁勇善战。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重点屯兵于此,以他的儿子杨朝栋亲自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然而,苗兵每遇上身先士卒的刘,只会大叫:“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刘率军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战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磔于市。至此,平播一战以完胜结束。这一战,虽然耗费了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财力,但是,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后来,瞿九思编《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的吧。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当然,神宗的荒怠、好色,也是不容否认的。晚年的神宗,对于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醉梦之期>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括。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定陵宝城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十七世纪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定陵地宫亡于神宗。”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 参考文献: <正说明朝十六帝>

明朝万历是好皇帝吗?

  万历

  万历(1573年 - 1620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万历这个年号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历史学家黄仁宇用“大历史观”的角度,写了《万历十五年》这本研究明史的专著。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钧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任贤有道亲政无方的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由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1573年)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统一役法,摊丁入地;田租征银:官收官解。这称得上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还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起来攻击、诬陷张居正。朱翊钧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还查抄张家。改革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朱翊钧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死后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敛聚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为了在全国范由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

  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为神宗。

  万历皇帝朱翊钧生于1563年,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1573年明穆宗驾崩时,年仅十岁的朱翊钧以皇太子身份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明神宗。1620年,58岁的朱翊钧因病去世,长达48年的万历时代也就随之划上了休止符。因为明神宗在位的48年只用了“万历”一个年号,故人们通常也称其为万历皇帝。

  [编辑本段]万历中兴

  朱翊钧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

  [编辑本段]万历怠政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馀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1589年,朱翊钧不再出现,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中枢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馀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临江知府钱若赓被朱翊钧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

  万历中后期长达30年不上朝,有非常有名的六准和六不准。

  万历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压抑,万历用消极方式对抗。但是有两点万历仍然值得肯定,其一万历皇帝并没有因大臣与之作对甚至漫骂皇帝贵妃而杀掉一人,是相当宽仁的。其二不上朝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国家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处理的,大的比如万历三大征,特别是明、日的壬辰战争一直在万历指导下进行。小的比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立教堂,月供乃至墓地都是在万历过问下得以顺利进行的。西方传教士对万历充满敬意好感,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万历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其二,派太监设立矿监、税监敛财肯定是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具体分析,矿监的出现是万历下旨从此天下可以开矿了,初衷并非与民争利,由此矿监才派出。太监把经念歪了,闹得乌烟瘴气。这段弊政大概有四年。四年后万历终止太监出宫敛财,但是矿禁却取消了。无疑从此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对工商业攫取的过多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参见《儒家文明》)从新事物的成长角度来看,有适当的冲突和矛盾是有利于其成长壮大的。

  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为神宗。

  [编辑本段]矿税之害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时,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成为明代一大恶政。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

  [编辑本段]万历三大征

  指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1573~1619)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三战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

  宁夏之役 即镇压哱拜之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之命。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海上会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三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史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经此三次战役后,明朝元气大伤,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本段]女真堀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努尔哈赤兴起,成为日后明帝国的隐患。

  1619年,辽东军区司令官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将辽东局势扭转。不过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已经完全停止,即使军事科技领先当代、农业技术明显优于前朝,但是明朝行政已长年陷于瘫痪。

  朱翊钧在萨尔浒之战的次年(1620年)逝世,葬于定陵。《明朝帝王陵》提到:万历的定陵1958年发掘,万历帝尸骨复原,“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

  [编辑本段]大事记

  红薯传入中国。

  万历六年——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

  万历十二年——利玛窦绘制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

  万历十二年——朱载出版《律吕精义》。

  万历十二年——定陵开建。

  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将油画引入中国。

  万历二十九年——杨继洲撰写《针灸大成》。

  万历三十三年7月13日——海南琼州发生7.5级地震。

  万历三十六年——天主教传入上海。

  出生

  万历六年——沈德符,文学家

  万历十二年——胡正言,镌刻家

  万历三十九年1月——朱由检,明思宗

  逝世

  万历二十二年——梁辰鱼,剧作家

  万历三十三年——田义,太监

  [编辑本段]评价

  《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明代万历多少年了?

万历皇帝,明朝第十三位皇帝,1563--1620年,十岁继位,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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