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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齐文,”流氓“的来历?

日期:来源:白齐文编辑:中国历史知识

”流氓“的来历?

提到“流氓”一词,人们并不陌生,然而若要细究其实质却很难道明其所以然。即使检索一些辞书,也并不是轻易就能搞清楚的。有些辞书对此也未作收录,有的虽已收录,但却释义不详。所以,研究流氓文化,首先必须对流氓的定义作一番认真的探究。

从有关辞典的释义来看,对流氓所下的定义大致如下:一是指居所不定之流浪者。二是指所谓的莠民。如《中文大辞典》解释为:“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中文大辞典》第19册,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第205页)仅就这两种解释来看,其第一义是语源的阐释,属广义概念;第二义属社会学的诠释,当属狭义的定义。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则对“流氓”一词作如下解释:一是本指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汉语大词典》第5册,第1263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1)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2)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从上述辞书中的解释看,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的:一是在职业方面指“无业”;二是在行为方面指“不务正业,手段下流,为非作歹”。

以上仅仅是来自部分辞书的解释,还有其他一些文献资料的解释。情况大体如下: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流氓”一词有所揭示。书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页)《共产党宣言》还认为,在中世纪被反动派称许的流氓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页)。马、恩对这一阶层的认识侧重于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和行为特征等三个方面,即“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和“好勇斗狠”、“懒散怠惰”等方面。这是对流氓无产者的基本品质的深刻揭示。马、恩对“流氓无产阶级”品质的揭示带有其深刻的阶级特性,并更多地着力于这个社会阶层的政治特点,有其独到之处。后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引入“流氓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时,就基本以《共产党宣言》作为其解释的依据。

1931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转引自1992年1月16日《文学报》)文中的“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汇,即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这里使用日语词汇,大概与此文先期刊发于日本有关,不过,除了“三百代言”一称外,其他如“无赖子”、“壮士”等称,中国自古即有之,也作流氓解。

此外,完颜绍元在其所著《流氓的变迁》一书中,对“流氓”一称作了如下界定:流氓“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因此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而作为流氓之‘流’的字义中,又可包涵或引申出向坏的方向嬗变以及放纵成弊等内容。合而言之,大致可以把‘流氓’一词从词义上界定为:特指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以悖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行为特征的不良分子。” (完颜绍元:《流氓的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从上述各种界定中不难看出,“流氓”一称包涵着三层含义:一是从职业方面看,基本属于无业或不务正业者。这些人大都是“浮浪为事者,犹日本谓浪人,北京谓土混混,杭州谓光棍,扬州谓青皮。”(胡祖德:《沪谚外编·新词典》)这是胡祖德为流氓所下的定义。从胡的这一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流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无产无业”。后来,徐珂在著《清稗类钞》一书时,也援引上述说法,即:“此类随地皆有,京师谓之混混,杭州谓之光棍,扬州谓之青皮,名虽各异,其实一也。”(徐珂:《清稗类钞·方言类·上海方言》)该书还说:“上海之流氓,即地棍也。其人大抵各戴其魁,横行于市,互相团结,脉络贯通,至少可有八千余人。平日皆无职业,专事游荡,设阱陷人。今试执其一而问之曰:‘何业?’则必嗫嚅而对曰:‘白相。’一若白相二字,为惟一之职业也者。”(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上海之地棍》)那么什么叫“白相”?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如果将上海之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鲁迅:《吃“白相饭”》,《鲁迅全集》第三卷)从以上几条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肯定了流氓无业与不务正业这一点。

又据同治二年(1863)收入《清实录》的清政府的公文所载,苏嘉地方由于“逆内有洋人施放开花炮,叠次向营轰打,白齐文又先带流氓洋匪二百余人投入苏贼。虽我军尚能抵御,总须设法断其接济,方可制贼死命。即著李鸿章商令英法美各领事出示严禁,不准各国流民偷入济匪。”从前后文的意思看,这里所称的流氓与各国“流民”大体相同。“实录”既

是写苏嘉之事,因此这份文书,就有可能是当地官吏报送给上级的一份呈文,并且这份文书所言为上海之事,此称亦有可能属于上海方言。

在相同时期,天津地方有一个叫梅成栋的文人,他曾在一首诗中用过流氓一词:“清晨步街市,见有流氓在,褴褛行复行,菜色面庞改。肥人料已瘠,长人似亦矮。有妇抱幼儿,草标乞人买。垂泣告路旁,听之语可骇:‘家庄文安县,被淹死稻蟹;逃荒赴关东,数口小车载;鬻儿冀投生,免被奸徒拐;当此饥馑年,流离况苦海。’”(张涛:《津门杂记》卷中《各善举·附诗》)从梅成栋诗中的意思看,流氓仅仅是指流亡者或游民。

从上述资料看,流氓原本是指游民,这一点是毋庸怀疑的。不过,由于游民无产业,不事劳作,到处游荡,所以有时为了谋生,必然会采取一些不择手段的方式以攫取生活必需品,这种行为方式的实施自然会枝节出“不务正业”等内涵。

二是从行为特征来看,流氓具有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的特点。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这较之原本意义上的流氓定义在外延上有所扩大,并且这种意义上的“流氓”较之前者要晚些。这种为非作歹意义上的流氓,在清代史料中已大量出现。如清黄式权曾经说:“租界中无业游民群聚不逞,遇事生风,俗谓之‘拆梢’,亦谓之‘流氓’。”(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一)又徐珂除了如前面所见到的认为流氓就是游民之外,同时还认为流氓又是游民之中的为非作歹者,诸如“擦白党,与流氓同,专以引诱富贵妇女骗取财物为事。女擦白党,女流氓也,专以引诱男子骗取财物为事。拆梢,以非法之举动,恐吓之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之谓也,凡流氓惯以此为生涯。”(徐珂:《清稗类钞·方言类·上海方言》)再如,居于上海的清末贡生秦荣光,曾以短诗的形式,对流氓的行为特征作了形象的描写,诗中写道:“打降聚赌作营生,抢火拦丧党横行;敝俗总由明失政,转移风化仗官清。”“六十年来更不堪,流氓游勇满淞南;三经兵燹三回变,俗益嚣凌试略谈。”(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另有江苏松江的韩邦庆所作《海上花列传》也对流氓作了记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描写了流氓的嗜赌行为:“华铁眉道:‘乔老四搭我说,癞头鼋该埭来要办几个赌棍。为仔前回癞头鼋同李鹤汀、乔老四三家头去赌。拨个大流氓合仔一淘赌棍倒脱靴,三家头输脱仔十几万跺。幸亏有两个小流氓分勿着洋钱,难末闹穿仔下来。癞头鼋定归要办。’”《海上花列传》用苏州方言写成,虽然这段话读来不如普通话上口,但所提到的流氓是非务正业还是可以一目了然了。

同样,漱六山房的《风月搂》中也作了类似的描述,如“设机关流氓传电报,卖风情名妓访萧郎”(一八回);“闯房间流氓横索诈,惩无理名士怒挥拳”,“那同来的一班流氓见了,一齐怒道:‘什么东西,竟敢这般可恶!我们大家上去,打他一顿!’”(八九回)“大观园流氓争口舌,乐仁里名士见秋娘”(一二三回),等等。

上述诸段,所描述的基本都是为非作歹等行为特征方面的情况,通常人们对此称之为“流氓行为”或“流氓手段”。

三是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看,流氓主要是以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法,诸如斗殴、猥亵强奸妇女等恶劣行为,或以此恶劣行为扰乱、破坏社会秩序的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是流氓本义的那种无业、游荡等内涵已逐渐淡化,而不务正业、为非作歹,以低级下流手段等内涵作为流氓的特征已日益突出,进而上升为主要内容。那些有职业而惯行下流行为者也被称为流氓。如《民主与法制》1991年9期《路边店扫描》:“1991年元月21日晚,以青工张建富为首的一伙小流氓,结伙窜至104国道,先后骚扰路边的‘靓玉楼’、‘姐妹’、‘金城’、‘长生’四家路边店,强讨硬要,调戏女店员,抢夺店内钱财,并打伤了前来劝阻的两名解放军战士和一外地顾客。”这里将一个干了“坏事”的青年工人称之为“流氓”。这里的流氓就是以其行为特点而定的,并没有以有无职业为依据。

再如1992年的《民主与法制》报道:“海城市商业局副食品公司经理叶铁春耍流氓,随意殴打、迫害人,被称为流氓恶霸。”(《民主与法制》1992年12月)这里所讲的流氓特征则是有违于社会规范的非正常行为,也并没有考虑有无职业这一点。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倾向,越是向当今靠近,流氓的内涵越是突出其行为特征。这时既包含无产无业、专事游荡而又扰乱社会秩序者,同时也兼及有业有产却不务正业,在社会下层施展流氓手段为非作歹者,甚至还包括那些有某种劣迹的行为过失者。

这是今天人们看待流氓的一种尺度。在这衡量尺度之下,流氓概念的外延又进一步扩大,大致包括那些长期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给社会造成一定恶劣影响的人,流氓的组成成员已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甚至各种领域各种职业都有特点各异的流氓。诸如:地痞流氓,政治流氓,流氓文痞,以及各种不同职业流氓等等,不一而足。

洋枪队的两任头子是谁

第一任是美国人华尔

咸丰十年(1860),美国冒险家F.T.华尔经清苏松太道吴煦赞助,于6月2日成立洋枪队,有百余人,以华尔为统领

第二任是英国人戈登

华尔在对慈溪的攻击时阵亡,他的后继者不被中国皇帝所喜欢。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斯特维利另指派英国军官来指挥洋枪队。斯特维利选择了戈登。1863年3月,戈登在松江接任了指挥

为什么要有“流氓”一词?它的来源是哪?

提到“流氓”一词,人们并不陌生,然而若要细究其实质却很难道明其所以然。即使检索一些辞书,也并不是轻易就能搞清楚的。有些辞书对此也未作收录,有的虽已收录,但却释义不详。所以,研究流氓文化,首先必须对流氓的定义作一番认真的探究。

从有关辞典的释义来看,对流氓所下的定义大致如下:一是指居所不定之流浪者。二是指所谓的莠民。如《中文大辞典》解释为:“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中文大辞典》第19册,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第205页)仅就这两种解释来看,其第一义是语源的阐释,属广义概念;第二义属社会学的诠释,当属狭义的定义。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则对“流氓”一词作如下解释:一是本指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汉语大词典》第5册,第1263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1)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2)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从上述辞书中的解释看,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的:一是在职业方面指“无业”;二是在行为方面指“不务正业,手段下流,为非作歹”。

以上仅仅是来自部分辞书的解释,还有其他一些文献资料的解释。情况大体如下: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流氓”一词有所揭示。书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页)《共产党宣言》还认为,在中世纪被反动派称许的流氓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页)。马、恩对这一阶层的认识侧重于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和行为特征等三个方面,即“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和“好勇斗狠”、“懒散怠惰”等方面。这是对流氓无产者的基本品质的深刻揭示。马、恩对“流氓无产阶级”品质的揭示带有其深刻的阶级特性,并更多地着力于这个社会阶层的政治特点,有其独到之处。后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引入“流氓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时,就基本以《共产党宣言》作为其解释的依据。

1931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转引自1992年1月16日《文学报》)文中的“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汇,即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这里使用日语词汇,大概与此文先期刊发于日本有关,不过,除了“三百代言”一称外,其他如“无赖子”、“壮士”等称,中国自古即有之,也作流氓解。

此外,完颜绍元在其所著《流氓的变迁》一书中,对“流氓”一称作了如下界定:流氓“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因此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而作为流氓之‘流’的字义中,又可包涵或引申出向坏的方向嬗变以及放纵成弊等内容。合而言之,大致可以把‘流氓’一词从词义上界定为:特指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以悖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行为特征的不良分子。” (完颜绍元:《流氓的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从上述各种界定中不难看出,“流氓”一称包涵着三层含义:一是从职业方面看,基本属于无业或不务正业者。这些人大都是“浮浪为事者,犹日本谓浪人,北京谓土混混,杭州谓光棍,扬州谓青皮。”(胡祖德:《沪谚外编·新词典》)这是胡祖德为流氓所下的定义。从胡的这一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流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无产无业”。后来,徐珂在著《清稗类钞》一书时,也援引上述说法,即:“此类随地皆有,京师谓之混混,杭州谓之光棍,扬州谓之青皮,名虽各异,其实一也。”(徐珂:《清稗类钞·方言类·上海方言》)该书还说:“上海之流氓,即地棍也。其人大抵各戴其魁,横行于市,互相团结,脉络贯通,至少可有八千余人。平日皆无职业,专事游荡,设阱陷人。今试执其一而问之曰:‘何业?’则必嗫嚅而对曰:‘白相。’一若白相二字,为惟一之职业也者。”(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上海之地棍》)那么什么叫“白相”?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如果将上海之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鲁迅:《吃“白相饭”》,《鲁迅全集》第三卷)从以上几条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肯定了流氓无业与不务正业这一点。

又据同治二年(1863)收入《清实录》的清政府的公文所载,苏嘉地方由于“逆内有洋人施放开花炮,叠次向营轰打,白齐文又先带流氓洋匪二百余人投入苏贼。虽我军尚能抵御,总须设法断其接济,方可制贼死命。即著李鸿章商令英法美各领事出示严禁,不准各国流民偷入济匪。”从前后文的意思看,这里所称的流氓与各国“流民”大体相同。“实录”既

是写苏嘉之事,因此这份文书,就有可能是当地官吏报送给上级的一份呈文,并且这份文书所言为上海之事,此称亦有可能属于上海方言。

在相同时期,天津地方有一个叫梅成栋的文人,他曾在一首诗中用过流氓一词:“清晨步街市,见有流氓在,褴褛行复行,菜色面庞改。肥人料已瘠,长人似亦矮。有妇抱幼儿,草标乞人买。垂泣告路旁,听之语可骇:‘家庄文安县,被淹死稻蟹;逃荒赴关东,数口小车载;鬻儿冀投生,免被奸徒拐;当此饥馑年,流离况苦海。’”(张涛:《津门杂记》卷中《各善举·附诗》)从梅成栋诗中的意思看,流氓仅仅是指流亡者或游民。

从上述资料看,流氓原本是指游民,这一点是毋庸怀疑的。不过,由于游民无产业,不事劳作,到处游荡,所以有时为了谋生,必然会采取一些不择手段的方式以攫取生活必需品,这种行为方式的实施自然会枝节出“不务正业”等内涵。

二是从行为特征来看,流氓具有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的特点。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这较之原本意义上的流氓定义在外延上有所扩大,并且这种意义上的“流氓”较之前者要晚些。这种为非作歹意义上的流氓,在清代史料中已大量出现。如清黄式权曾经说:“租界中无业游民群聚不逞,遇事生风,俗谓之‘拆梢’,亦谓之‘流氓’。”(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一)又徐珂除了如前面所见到的认为流氓就是游民之外,同时还认为流氓又是游民之中的为非作歹者,诸如“擦白党,与流氓同,专以引诱富贵妇女骗取财物为事。女擦白党,女流氓也,专以引诱男子骗取财物为事。拆梢,以非法之举动,恐吓之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之谓也,凡流氓惯以此为生涯。”(徐珂:《清稗类钞·方言类·上海方言》)再如,居于上海的清末贡生秦荣光,曾以短诗的形式,对流氓的行为特征作了形象的描写,诗中写道:“打降聚赌作营生,抢火拦丧党横行;敝俗总由明失政,转移风化仗官清。”“六十年来更不堪,流氓游勇满淞南;三经兵燹三回变,俗益嚣凌试略谈。”(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雍正时期有洋枪吗

中国自南宋时发明了火枪,13世纪隋火药传入欧洲。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

清朝,于19世纪60年代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雇募外籍官兵及部分中国人组成洋枪队。当时清朝的皇帝是清穆宗 同治皇帝 爱新觉罗•载淳,1861-1875年在位,年号同治。

关于火枪的发明

公元1132年,中国南宋的军事家陈规发明了一种火枪,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它可称为现代管形火器的鼻祖。到了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人创造了一种突火枪,该枪用巨竹做枪筒,发射子窠(内装黑火药、瓷片、碎铁、石子等)。燃放时,膛口喷火焰,子窠飞出散开杀伤对阵的敌人,这是现代霰弹枪的真正起源。

公元13世纪,中国的火药和金属管形火器传入欧洲,火枪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5世纪初,西班牙人研制出了火绳枪。后来,被明王朝仿制,称之为鸟铳,直到公元1525年,意大利人达芬奇发明了燧发枪,将火绳点火改为燧石点火,才逐渐克服了气候的影响,且简化了射击程序,提高了射击精度,可随时发射。

后装枪的发明是19世纪枪械的一次重大变革,它结束了步枪出世500年都是从膛口用探条把弹丸装进枪膛内的历史,被有些史书称之为“开辟了轻武器和步兵战术的新纪元”。

1860年,美国首先开创了连珠枪的先河。该枪也是一种单发步枪,但无需从外部一发发地装弹,而是依靠弹仓存贮弹药,用手扳动枪机即可重新推弹入膛。

清朝的洋枪队

19世纪60年代清朝地方官员为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雇募外籍官兵及部分中国人组成的、装备洋枪洋炮的雇佣性武装。称为华尔洋枪队,又称常胜军。

华尔(1813~1862年),美国纽约人,殖民主义者,长期从事海上冒险活动。早期从事劫掠邮车的活动,被美国政府放逐,1859年,流浪到上海,第二年到清军炮艇“孔夫子”号上当大副。

正值太平军攻克苏州之际,英美等国为了阻止太平军攻占上海,由清朝苏州道台吴熙出面,委派华尔召募外国籍亡命徒及军人组成雇佣军,任领队。

8月,华尔率洋枪队进攻青浦太平军,负重伤。

1861年8月,他在松江改组洋枪队,任用欧美人当军官,招骗中国人充当兵士,组成中外混合军。11月中旬,洋枪队发展到2000多人。

1862年初,当太平军进军上海的时候,洋枪队配合英法在上海的正规军、清军进行抵抗。清政府赐给华尔官衔,称洋枪队为“常胜军”。中外反革命军保住上海以后,开始进攻嘉定、青浦、南桥等地的太平军。9月,华尔率“常胜军”和英法侵略军一起进攻浙江,华尔受重伤,不久毙命。华尔死后,美、英、法侵略者互争“常胜军”的领导权,在美国公使蒲安臣的活动下,美国人白齐文任统领。

1863年初,在英国的活动下,李鸿章撤掉白齐文,派英军官奥加伦暂行接替,3月下旬由英国人戈登任统领。戈登率军和李鸿章淮军密切配合,疯狂屠杀太平军。

太平军曾三次进攻上海,与淮军、洋枪队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

外国侵略者为什么要组织洋枪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外国侵略者组织洋枪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因有两点:

1,当时人们反外侵略声势浩大,外国人为了更好地降服中国,采用中国人治中国人的政策来应付局面。

2,同时可以妄图控制中国的经济,以后成立的伪满洲国和北伐政府。

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年—1864年)期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随着太平天囯首都天京的(南京)陷落,标志着运动失败。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外国洋枪队统领是

  华尔。

  他率领的洋枪队就叫华尔洋枪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华尔(1813~1862年),美国殖民主义者,长期从事海上冒险活动。1859年,他流浪到上海,第二年到清军炮艇“孔夫子”号上当大副。当时正值太平军攻克苏州之际,英美等国为了阻止太平军攻占上海,由清朝苏松太道吴熙出面,委派华尔召募外国籍人组成“洋枪队”,任领队。8月,华尔率洋枪队进攻青浦太平军,负重伤。他认识到这支军队不能战胜太平军,便企图诱骗中国人充当炮灰,并谋英国的资助。1861年8月,他在松江改组洋枪队,任用欧美人当军官,招骗中国人充当兵士,组成中外混合军。11月中旬,洋枪队发展到2 000多人。1862年初,当太平军进军上海的时候,洋枪队配合英法在上海的正规军、清军进行抵抗。清政府赐给华尔官衔,称洋枪队为“常胜军”。中外反革命军保住上海以后,开始进攻嘉定、青浦、南桥等地的太平军。9月,华尔率“常胜军”和英法侵略军一起进攻浙江,华尔受重伤,不久毙命。华尔死后,美、英、法侵略者互争“常胜军”的领导权,在美国公使蒲安臣的活动下,美国人白齐文任统领。1863年初,在英国的活动下,李鸿章撤掉白齐文,派英军官奥加伦暂行接替,3月下旬由英国人戈登任统领。戈登率军和李鸿章淮军密切配合,疯狂屠杀太平军。

  太平军曾三次进攻上海,与淮军、洋枪队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

太平天国和洋枪队是怎么回事?

太平军曾三次进攻上海,与淮军、洋枪队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

清方:

清方此时镇守上海的主将为署理江苏巡抚薛焕,全军不足4000,处处分防,捉襟见肘,薛焕曾请求浙江、江北派兵来援,清廷虽然照准,但援兵却迟迟不到,加上兵勇中有许多是溃卒,战斗力十分虚弱,不过苏南尚有许多地方枪船、团练武装听命于清廷,统归驻节常熟的清在籍内阁学士、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庞钟璐节制,这些游杂武装骚扰太平军后方,阻断水陆运输线,劫杀零散官兵,在太平军侧翼形成了一定牵制。但无论如何,仅凭清方自己的力量,是绝对守不住上海城的。

与1853年不同,此时的英、法等国已在上海开辟租界,大量洋行、外侨云集,上海对于它们而言,已是势在必守的利益攸关所在,因此他们一面在北方与清廷开战,一面却在上海和清廷地方官员合作。早在5月26日,应薛焕、苏松太道吴煦、上海知县刘郇膏请求,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连衔发布通告,表示将以武力保护上海租界和县城,次日,法军200人进驻城外董家渡,英军则保卫城西和通往苏州的大路;6月初,得知苏州失守,吴煦又致书法国驻军司令孟斗班,希望法军协防嘉定、太仓、昆山等地。但英、法两国此刻还不愿放弃“中立”立场,只愿协防上海,而不愿深入攻击,于6月底赶到上海的英国全权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旋即下令法军300人驻扎上海县城中城隍庙,协防东门、北门,另派25人驻城外徐家汇,以保护法国人建立的徐家汇天主堂;英军900人则守卫上海西门、南门,全军1200余人,包括法国海、陆军,英国皇家陆战队和锡克雇佣兵,由英国军官卡恩尼克统一指挥,此外,黄浦江上还有英国“红隼”号炮舰、法国“香港”号兵轮和几艘炮艇巡弋。英、法两国守城期间军费均由著名富商、四明公所董事、捐纳候补道杨坊筹措。

英法军和清官员会商上海防务

英、法各国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对太平军种种友好表示一概不予理睬,甚至连干王、忠王的信函也不许拆阅。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因拆阅忠王来函,被公使普鲁斯训斥,并最终被调离上海,显然,太平军对英、法各国政策的理解,与实际情况间有相当大的差异。

早在1853年,吴健彰就曾临时雇佣过外国民间战船,此刻大兵压境,薛焕、杨坊等故技重施,6月2日,苏州被太平军占领当天,由杨坊出资、美国人华尔负责招募,组织了一支全由外国人组成的“洋枪队”,全队仅有100余人。军官多为欧美各国在沪水手、逃兵,士兵则基本为马尼拉(即菲律宾)人,以华尔为领队,美国人白齐文、法尔思德为副领队,驻扎松江广富林。这支雇佣军采用西方编制,全部装备洋枪洋炮,但人数太少、纪律性太差,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上海城防薄弱的状况。

此外,租界外国侨民还自发组织了“万国商团”,由英、法军官协助指导训练,只负责保护租界本身。这支民兵性质的武装人员老少错杂,国籍众多,仅具有象征性的作用。

洋枪队

外围战事:

陆顺德部抵达松江后很快便与华尔的洋枪队交手,并将其击溃,华尔逃回上海后重募300余人整训,暂时失去战斗力。

陆顺德向忠王报捷,并提出先取宝山、再与忠王主力会攻上海的计划,忠王复书赞同,并告知上海城中内应情况,希望陆顺德予以配合。于是陆率大队于7月15日出北门,经城北生生桥而东,欲攻宝山,进至泗泾、七宝一线,遭到当地民团蒋鹤部阻击受挫,被迫撤退。

陆在出城时由于轻敌,未闭城门,也未侦知离城不远的黄浦江豆腐浜即驻泊着清方已革苏州知府吴云、候补州同应宝时所率船队,附近米市尚有华尔洋枪队80人,吴云等侦知城中空虚,即于当夜以洋枪队40人为前锋,水陆兵勇数百为后队,潜入松江南门偷袭,守军猝不及防,自北门退往青浦,陆顺德闻松江已失,便向泗泾撤退,途中被民团截击,受到一定损失,遂转道昆山,22日,再次攻克嘉定县城。

陆部在七宝等处的损失没有记载,松江城内一役,清方薛焕奏称杀死太平军千余人,当是夸大。忠王在破江南大营前在江南全军兵力不过20000,一说仅7000人,而陆顺德并非其最重要的部将,又一直率偏师前出,战事倥偬,不可能如忠王主力那样得到较多补充扩编的余裕,所部连眷属老弱应不过二、三千人,否则便不可能在七宝为民团所阻了。其以主力攻宝山,城中当多系眷属、老弱,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以攻城清军单薄的兵力,也断乎不可能斩获远比自己人数多得多的“千余贼”,应该说,陆顺德部在此役中所受的人员损失并不大,因此他们才能很快恢复元气再克嘉定,进屯南翔镇,并随即配合主力参加了进攻上海县城的战斗。

但是松江的陷落却打乱了太平军既定战役部署。由于松江失守,对宝山的进攻不得不搁置,太平军只能暂时把精力集中在对青浦、嘉定二城的守卫上。更严重的是,清方在城中意外截获了忠王致陆顺德的两封信函,从而得知城中内应之事,并因此加强了侦察和戒备,这给战役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预后效应。

清方被此次意外胜利所鼓舞,吴煦立刻派参将李恒嵩自上海率兵勇至松江,偕华尔洋枪队会攻青浦。青浦守将原本是英王部将赖文光,由于英王对进攻上海态度消极,此刻已将赖部调离,守将由忠王部将周文嘉接任,周此时爵位为绫天豫,为天国六等爵中第五等级,地位很低,所率兵力当非常有限,因此一面坚守,一面飞书忠王告急。清军与洋枪队包围城池,水陆环攻,周文嘉凭城坚守不下。

8月1日,忠王得知青浦告急,立刻率轻骑往援,次日,在青浦城下大破清兵和洋枪队,解除了青浦城的包围,上海大震。

此役清方兵力,洋枪队为欧美人100,马尼拉人200,李恒嵩部兵勇,有记载为“约万人”,明显夸大,当时整个上海地区清军兵力也只有4000-5000人;太平军方面,守将周文嘉部估计连老弱只有数百人,而忠王从接获告急到抵达青浦,仅用1、2天时间,当是精锐轻骑,兵力也不会太多,考虑到此后进攻上海时连同陆顺德部也才“3000余人”,这支轻骑兵力当在3000左右,但由于全系精锐战兵,战斗力应该较强。清方所受损失,据忠王称“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2000余条,大炮10余条,洋刀300余口,舟只数百余条”,显非事实,据当时上海洋人报纸报道,洋枪队死伤三分之一,华尔身受5伤,炮船全部丧失,而清军损失未见记载。

薛焕听到败报后接连向清廷上奏,希望已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和负责浙江军事的杭州将军瑞昌派兵援助,曾国藩正在围攻安庆,推诿不至,瑞昌则奉清廷谕派张玉良援沪,但张部受阻于嘉兴城下,未能赶到。

洋枪队副领队白齐文、法尔思德再募西方人98名补充,于8月9日与李恒嵩合队再攻青浦,又败,此役洋枪队损失约100人,清军李恒嵩几乎被俘,退回松江城,太平军缴获大量枪炮。

忠王乘胜东追,8月12日,再克松江府城。

薛焕等紧急请求清廷调扬州李若珠部水师、淮扬镇总兵曾秉忠长龙船30艘,及瑞昌部浙江兵四、五千人赴援,清廷转饬照办,并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希望他设法兼程急进,救援上海,但曾秉忠部由于降将薛成良忽然在苏北叛变耽搁了行期,浙江兵则被嘉兴城牢牢牵制,不能前进,曾国藩更是百般推诿,不发一兵一卒。无奈之下薛焕只能乞求英、法帮忙巩固城防。

不过此阶段清方也有意外收获,由于提前截获了内应情报,清吏很快侦知内应兵勇的情况,并于8月10日凌晨诱捕杀死了余义政,旋即捕杀了郭功德等内应官兵100余人,而太平军方面对此并不知情;此外,8月2日,外国传教士艾约瑟等5人再访苏州时,已告知干王各国领事根本未拆阅干王等的信件,且县城和租界已由英法两国军队协助防守,干王虽表示激动和愤慨,但竟未将这一重要情报告知忠王。

太平军抗击洋枪队是在哪一场战役叫什么

当时正值太平军攻克苏州之际,英美等国为了阻止太平军攻占上海,由清朝苏州道台吴熙出面,委派华尔召募外国籍亡命徒及军人组成雇佣军,任领队。

8月,华尔率洋枪队进攻青浦太平军,负重伤。他认识到这支军队不能战胜太平军,便企图诱骗中国人充当炮灰,并谋求英国的资助。

1861年8月,他在松江改组洋枪队,任用欧美人当军官,招骗中国人充当兵士,组成中外混合军。11月中旬,洋枪队发展到2000多人。

1862年初,当太平军进军上海的时候,洋枪队配合英法在上海的正规军、清军进行抵抗。清政府赐给华尔官衔,称洋枪队为“常胜军”。中外反革命军保住上海以后,开始进攻嘉定、青浦、南桥等地的太平军。

9月,华尔率“常胜军”和英法侵略军一起进攻浙江,华尔受重伤,不久毙命。华尔死后,美、英、法侵略者互争“常胜军”的领导权,在美国公使蒲安臣的活动下,美国人白齐文任统领。

1863年初,在英国的活动下,李鸿章撤掉白齐文,派英军官奥加伦暂行接替,3月下旬由英国人戈登任统领。戈登率军和李鸿章淮军密切配合,疯狂屠杀太平军。

那个太平天国时的南京,是那个清朝将领收复的

  是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

  1862年春,曾国藩开始部署进攻天京。他又把主攻的任务交给了弟弟曾国荃。急功近利的曾国荃在清军未按原计划出师前,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等地,直逼天京 城,1862年5月31日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使军队处于孤立突出的险境。曾国藩替他担心不已,写信劝他暂时后退,以求稳妥之策。但是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丝毫没有退兵的念头。曾国藩准备派李鸿章部前去援助,也遭到他的拒绝。他开始在天京城外深挖壕沟,广筑防御工事,并结合水师,全力出击,靠2万军队击退了号称20万的太平军援部。曾国藩见他打了胜仗,又赶快劝其趁好即收,撤兵天京,以保全功业。此时已觉胜券在握的曾国荃力排众议云:“贼(指太平军)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和公(和春)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他还谢绝了白齐文指挥下的“常胜军”的支援。

  是时江南流行瘟疫,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湘军元气大伤。1863年能够连战连捷,几年夺下天京城外所有的战略据点,都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绩”。到了1864年2月,曾部已将天京合围,7月19日午后,曾国荃的心腹、亡命徒李臣典点燃埋在天京城墙下面的三万斤火 药,一时间“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圻之声。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天京陷落。

  湘军入城后,在曾国荃纵容下,肆意践踏妇女,屠杀无辜百姓,到处挖掘窑藏,掠夺财宝。湘军所为,令人发指。曾国荃所得金银细软、稀世珍宝盈筐满箱,难计其数,其贪婪残暴之名于是遍闻天下。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一时间,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在城市被洗劫一空后,为了消赃隐罪,他还纵兵放火烧房,使天京城顿成一片火海,破坏极为严重。曾国荃还命令湘勇把洪秀全的尸首挖出,拖到长江边上浇油烧掉,然后将骨灰填进火 炮,点烧引信,打到江中。接着斩杀被俘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福王洪仁达(洪秀全二哥),并大肆杀戮无抵抗能力的太平军。

  攻下天京后,清廷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但曾国荃并没有青云直上,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一则是他贪得无厌,拒缴所得窑金;二则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其实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们得以脱身。曾国藩当然要比其弟深思熟虑得多,也更谙熟为臣之道。他急忙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请求将四弟开缺回籍。

太平军武器

太平军武器装备以刀、矛、弓、箭等冷兵器及鸟枪、抬抢等旧式火器为主,后期配有少量洋枪、洋炮等新式火器。水营战船以民船为主,制式不一,设备陈旧,后有少量自造小型战船,并夺取敌之火轮、炮艇服役。

太平军马队主要在战场上发挥作用。马队从最初的几十、几百,到北伐时的千余名,到三河之役时的数千名,再到天京解围时的二万余名,呈逐步发展壮大的趋势。凡是用得着马队的战场,太平军都配备了马队,因而较分散,作用有限。总的说来,马队在全部兵力中所占比例甚微。北伐总兵力如以3万计,则马队所占比例约为1∶30。北伐失败,马队兵力严重不足是原因之一。梅邦、弗雷代也说:“如果他们有大炮和骑兵,肯定能继续取得胜利,打到天津和北京。”(注: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 153页。)梅邦、弗雷代肯定马队对北伐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北伐太平军无马队。其实北伐时有马队,只不过所占比例甚微,不易引人注目罢了。三河之役,太平军投入的马队在总兵力中也不高,但步军却占压倒优势,重要的是,战略战术得当。1861 年鄱阳湖平原之战, 太平军投入的马队仅4000人(分为两队,每队两千),而清军马队却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总兵力约5万人),且“武装齐备精壮善战”(注:(英) 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其结果,太平军却大获全胜。马队的配备无一定成例,主要依据战争或战役的实际需要而定。战略欠妥,战术不当,马队再多,也只能归于失败。

一、军火贸易的缘起及其走私性质

军火贸易是太平天国实行正确的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也是其面临复杂严峻的战争环境的产物。太平天国自定都天京后,一直推行开放正当的对外贸易,积极争取外援,同时要求各国商贾交纳关税、遵守太平天国各项贸易法令、制度和政策。特别是从血与火的战场上,太平军将士亲眼看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因而在对外贸易中,“他们最关心的是外国的武器”(《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定都天京后不久,镇江太平军即对过往的英国舰船表示:“如有大炮、火药、米粮,可来销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7册,第123页。)”1858年底,太平天国芜湖守将候裕田曾向航行于长江的英舰巴克舰长恳求“相赠小洋炮壹贰杆,洋粉若干,洋炮火嘴拾余个”(《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页。)。1861年6月,驻防乍浦的太平军首领鸿天福陈某照会英国水师提督何伯表示太平军将不攻打宁波,并提出与之进行枪枝、火药交易,保证“无论价钱如何,一应付给。(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 ,Volume Ⅲ:Documents and Comments,P1141。)”甚至在战火频仍的1863年,忠王李秀成、慕王谭绍光还致书常胜军首领戈登谈军火交易事宜:“至各人军装炮械,彼此皆知底细,你处图利,我处置办,听从通商,原无禁令。此时你处若有枪炮洋货,仍即照常来此交易。(《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页。)”曾与太平军大做军火生意的美国琼记洋行商人罗伯特·费伦向上司汇报说,太平军“欢迎外国人同他们做买卖,……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火,有多少要多少。(S.C.Lockwood: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1858~1862:American Merchants in China,P95.转引自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西方列强纷纷宣布所谓“中立”政策,禁止除鸦片以外的所有与太平天国的贸易。1855年,英国甚至颁布法令,严禁在华臣民向太平军“提供出售或代办任何种类之战争物资。或代为装备船只。(《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清政府也屡屡照会列强各国,要求对“擅赴内地或竟私运枪炮火药者,立即押回,交与本国领事查办,货物入官充公。(《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但军事斗争对军火的大量需求和巨额商业利润的诱惑力却是任何形式的法令所难以禁止的。一方面太平天国一直谋求从外国商人那里购买精锐的武器和装备;一方面是违背清廷和列强禁令、不避路途艰险的冒险军火商贩的源源前来,军火交易一直禁而无绝。

二、军火贸易的方式、地域、规模及运输线路考察

太平天国对军火贸易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法。自先是有组织地派人购买。1860年6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后,在嘉兴、盛泽总理太平军粮响、关卡的耕天福汪心耕、锡天福沈枝珊先后派人携汇银两潜入上海,“侦探官兵信息,并购买洋枪火药,接济贼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4页。)”翌年10月,忠王李秀成下令周庄、陈墓各乡官,“赴沪采办洋枪一千杆,铜帽二十万,大红绉二百匹”,以为军用(《吴煦档案选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1862年2月,驻守南汇的太平军首领里天福徐某曾派三名太平军携洋银1400元到松江购买洋枪火药(《太平天国》,第六册,第490页。)。在上海,太平天国专门委派了秘密的军火代理人,同华尔的洋枪队争购洋枪弹药(《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页。)。其次是请来访或服务于太平天国的“洋兄弟”来购买军火。1860年5月,太平天国曾试图请来苏州探访的外国传教士赫威尔等带钱到上海购买武器,但遭拒绝(《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1861年初,英国水手呤唎在南京参加太平军后,忠王李秀成除请他教练太平军外,还多次派他为太平军采购军火。1863年12月李秀成最后一次颁发路凭给呤唎,派他“前往上海、宁波一带采办兵船”(《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72页。)。1863年3月至6月,太平天国殿前副掌率总统水陆马步军务蔡某、开朝王宗殿前忠诚三十九天将李某、忠闳朝将队内鳞天安余某也先后发给“洋兄弟”路凭,前往太仓、上海、嘉兴等地采办军需(《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同年8月,原常胜军领队白齐文投归太平军后,慕王谭绍光曾派他赴上海购买洋枪军火,并示意他能买到多少枪枝,就让他带多少部队(王崇武、黎世清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6页。)。第三是积极主动与冒险前来的外国商人、军火贩子开展军火交易。这些与太平天国做军火交易的外国人成份复杂,主要有以下五类:(1)同情、赞成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人。他们对列强实行的所谓“中立”政策甚为不满,认为“既云外国人卖军火与长毛有罪,则土、何提督帮助官兵亦该有罪。”有位自称洋差的外国友人公开宣称他曾“屡卖洋枪与长毛,日后仍有洋枪等要卖,即前此太仓长毛所用洋枪,皆我亲往卖也。(《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73页。)”(2)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在华外交官员。1853年,美国旗昌洋行商人兼驻沪副领事金能亨(Curningham,Edward)将一艘轮船和大批美国枪械弹药卖给太平军,未料被清军侦知,结果在上海引起舆论大哗((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1863年9月,清军在一只宁波钓船上查获了九名向太平军贩卖军火的外国人,其中有一名为“在申执事之人”。这些有头面的人亦为厚利所趋,而从事走私。(3)贪图横财暴利的商人。据曾为太平军俘虏的洋枪队副领队法尔思德回忆,当时“在上海十五元或二十元能够买得到的短枪,太平军须付给走私者一百元”(《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9页。)。又据两江总督怡良1853年11月奏称:“向来夷人火药每桶卖洋银三元者,今增长至二十五六元不等”,“贼匪放价收买,奸夷贪利私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3页。),外国商人为之趋之若鹜。“向来有不法之外国人每带外国洋枪至苏州卖与长毛,虽华官稽查甚严,其中偷漏者不少。(《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99页。)”据英国驻沪领事阿利国估计,当时在华各国“安分夷商,恨逆匪踞扰,以致货物滞销,仅十之二;其希图漏税,接济火药粮食渔利者,竟十之八。(《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2页。)”值得注意的是,除一般散商外,洋行仗其雄厚的实力,在与太平天国军火贸易中占了很大部分。据1862年英军驻华公使卜鲁斯及水师提督何伯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当时“香港和通商口岸的洋行公开地做枪炮生意”,“许多船只为上海的洋行运送枪械弹药给叛乱军,他们远离领事馆可以监督的范围,在预先约定的地点卸货,以便让太平军来领取。((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为遮人掩目,上海英租界一些有名的洋行变换包装方法,把一箱箱贴着“雨伞”标签的卡宾枪和借用“圣经箱”包装的左轮手枪卖给太平军((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1862年5月,洋枪队攻占嘉定、青浦后,曾在两地发现有数十尊1861年制造、印有英商“同珍洋行”字样和皇冠商标的铁制大炮(《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4)散居在通商口岸的外国无赖、罪犯、冒险家。太平军进攻上海时期,“外国人来申游荡无业者,或卖洋枪济匪,或无赖滋事,人数甚多。(《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31页。)”1862年10月李鸿章在致曾国荃的信中也抱怨说:“贼中洋枪甚多,力可及远,皆中芒鬼子(即闲散洋人——原注)、广东、宁波商船购运者,无法禁止。(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集》,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明僚函稿”,卷二,第14页。)”(5)与太平军兵刃相见的外国军官、士兵。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外国商人及英法海军争相售以军火,并供应食品。1863年1月,进攻绍兴的“常捷军”,由于宁绍道台不给之食,有四名法国小军官“即将枪械卖钱食用”(《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页。)。甚至连后来的常胜军首领戈登也为暴利所诱,假手洋商与太平军大做军火交易(参见简又文:《太平开国典制通考》(中),第716~719页。)。

太平天国对冒险前来的外国军火商贩的态度是积极而主动的,他们为这些外商专门颁发了路凭,甚至还要求沿途各卡提供食宿(《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太平天国与外国的军火贸易主要是以上海、苏州、南京、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及苏(福)、浙(江)占领区域内进行的。其运输线路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外商利用大轮船从新加坡、香港等地由海路径至上海、宁波及镇海、乍浦、漳州等沿海口岸,然后就地或贩至各地卖给太平军,浙江太平军尤以此路接济军火;二是利用长江航运的便利,外国人借通商之名,趁机在长江沿岸各埠暗与太平军做军火生意,此路所得军火军需主要用以加强南京太平军的防卫力量;三是从上海经水陆各路至苏州及其附近各地(其中由苏州到上海路线有四条:(1)由吴江水路至上海;(2)由吴县水路至上海;(3)由平望水路至上海;(4)由盛泽水路至上海。由上海至苏州路线有六条:(1)上海——青浦——沈韩泾——高店——苏州葑门,为水路,计196里;(2)上海——青浦——朱家角——滕村——高店——苏州——葑门,为水路,计210里;(3)上海——青浦——拓华寺——斜塘镇——苏州葑门,为水路,计204里;(4)南黄浦——闵港——金泽——莘塔——同里——苏州;(5)上海——青浦——曹滕桥——昆山——苏州;(6)黄渡——昆山——唯亭——苏州。以上路线系参照(1)董蔡时主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317、429~430页;(2)《吴煦档案选编》第三辑第287页及第一辑第314、367页;(3)《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184页等资料制成。),这条线路为太平天国后期与外国军火交易的主要区域,所得军火主要补给忠王李秀成各部的军备力量。其中主要的交易地点有:

在太平天国苏福省境内主要为天京(南京)、镇江两地。早在1853年3月,即有“洋人自上海以大轮船泊下关,……出其枪械、火药示贼军,贼大喜,鼓吹迎其酋入城,与之联教通款,俾常接济军火,……洋人大获其利。((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59页。又见(清)夏燮《中西纪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49页。)”几个月后,这位名叫嘞呐吐(即温那治)的英商又雇佣二只宁波钓船,装载洋枪200杆、洋刀100把及火药、洋硝等物,“至镇江卖给贼匪”。此后,天京中外贸易日渐繁盛,不但城外的小浜边太平军兵营有外国人“在该处私贩军火济匪”(《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四城之外的买卖街道也“极多做洋枪铺户”。城内的法国商人“俱穿长毛服饰,携带洋枪及各种炮械在彼销售,有轮船名不设,泊仪凤门外,专做此等生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256页。)”1860年后,在镇江至天京间外国人与太平军军火交易屡见不鲜,以致长江开放通商简直像是“专为以供应品接济太平军而设的了”((英)莱特著、姚曾广译:《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02页。)。

在苏福省境内,除上海、苏州、太仓、松江外,尚有吴江、青浦、嘉定等地。1860年7月,曾有外国黑人商贩在吴江居住十多天,将四门大炮、六大桶火药、八枝五尺长洋枪价值银万余两的军火卖给太平军,不久又将载来的两船火药枪炮赴苏州售卖(《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2页。)。同年,清军在黄渡以东堵截了三只在青浦将“枪药济匪”后空船东返的外国商船,迫其返回原路(《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页。)。1860年8月《北华捷报》报道说,当时上海一些有身份的外国人将以鼻烟名义包装的火药及其它武器在“黄埔江与苏州河上游各地向叛军出售”(《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水陆交通的发达,大大便利了军火贩运,使苏福省境内的军火贸易,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火补给地。

在浙江省境内主要有宁波、镇海、绍兴、嘉兴、乍浦等地。1862年江南海关探闻“(太平军)近于宁波、镇海地方,截掳海船,并以重价购买外国轮船及枪炮等项。”因而建议清廷:“暂停宁波通商,庶免为贼勾通”(《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238页。)。清宁波海关并派出炮艇巡视舟山一带海面,多次截获走私火器、军械给太平军的外国船只(《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6页。)。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军余部南走福建。10月,侍王李世贤驻节漳州,修内政,办外交,重整旗鼓,声誉大振,吸引不少国际友人前往投奔太平军,外国商人纷纷前往接济太平军军火。李世贤所部“枪炮铅药皆运自夷舶”((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开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下册,第656页。),武器精良,并得到欧洲兵法的教练,“清军在这方面不能和他们相比”。

太平天国通过各种途径从外国商贩那里购得的军火种类繁多,包括各种枪炮及军械配件、兵船、弹药等。数量也是惊人的。如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一个月之间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即10947磅、子弹18000发、炮盖450多万个(C.A.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Shanghai.Shanghai Mercury,1909.P145.)。太平天国占领宁波后,与外国军火贸易规模巨大,“大炮成百地、枪枝成千地、弹药成吨地进口”(The North China Herald,May,17,1862.No.616.)。有一艘名叫“模范”号(Paragon)的英国商船一次就试图将300门6磅至32磅的大炮、100箱小型武器及50吨弹药卖给太平军(《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1862年春,太平天国曾计划花费50万两银子派人赴美国购买轮船枪炮,后因华尔向苏松太道吴煦告密,未果。据曾投归太平军的美国人马敦估计,苏州太平军中有三万枝外国枪,四分之一的兵士配有步枪,忠王李秀成的1000名卫队则全部配备来复枪(王崇武、黎世清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73页。)。1862年10月,李秀成率军进攻天京郊外曾国藩的湘军营垒时,军中拥有“洋枪多至二万杆”,并配备有相当数量的开花炮(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页。)。太平天国其他将领如辅王杨辅清、护王陈坤书、慕王谭绍光、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归王邓光明、听王陈炳文、荣王廖发寿、堵王黄文金、会王蔡元隆等所部营中均建有规模不等的洋枪队、洋炮队。其中归王邓光明的洋炮队“洋炮精悍,为诸贼之冠”,规模达5000人(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集》,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明僚函稿”,卷三,第41页。)。故时人评论说:“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2页。)”太平天国与外国军火贸易之盛、规模之巨由此可窥一斑。

三、军火贸易的影响

武器装备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太平天国积极开展对外军火贸易,大量购买西方先进军事武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对洋务运动的发生和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大量外国军火的输入,大大改善了太平军的军事装备,使太平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不久即开始购买、使用洋枪,各主要部队中都配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可以说,直到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前,太平军一直比清军更多地利用外国武器,在武器装备上大大超过清军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在1862年10月也承认“贼之火器精于我者百倍之多”(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88页。另参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第186页。)。太平天国所以能在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东征西讨,特别是进击中外反动势力麇集的江、浙地区,开辟苏浙根据地,和湘军、淮军及西人督练之洋枪队、常胜军较量八年之久,这与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大量采用外国新式军事武器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其次,聘请投归太平军的外国“洋兄弟”教练使用近代热兵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太平军的军事技术素质。早在1854年,罗大纲在湖口“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10页。)。1860年太平军东征江浙后,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一批外国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到太平军中服役。这些外国“洋兄弟”除教授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外,还教练太平军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以适应新式枪炮的作战要求。随着引进武器的增多,枪炮的维修、保养以及弹药的供给等问题也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太平军中最初设置了“洋炮馆”和“洋炮官”(《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页。),专门负责各种进口大炮的维修、保养与调拨。接着在各地先后设立了许多维修、仿造外国军火的军工厂。1854年驻守镇江的太平军即请了四名外国人为其“制巨炮、喷筒,甚精制,能达远”(《余生纪略》。转自郭存孝《太平天国火炮研究》,见《江海学刊》1988年第6期。)。太平天国后期,江、浙太平军诸王在苏州、太仓、昆山、盛泽、嘉定、青浦、南桥、拓林、湖州、嘉兴、漳州等地先后建立了规模不一的军工厂,其中以苏州、昆山、太仓三地规模最大。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这些军工厂仿造的产品主要为各种枪炮、子弹、炮弹、火药及炮车、弹药筒、战船等。1863年11月,苏州守将谭绍光在英人史密斯帮助下曾试图建造一艘装配32磅重炮的大轮船,后因战火逼近,不得已而中止(《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125页。)。这些仿造和引进的新式武器弹药的大量使用,新式阵法的操演,不仅大大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而且引起了作战方式乃至战略战术的重大变革。可以说,太平天国是最早开始中国军事近代化实践的。

再次,太平天国通过大量西方近代军事武器的输入,开始重视、吸取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当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视西方近代科技为“奇技淫巧”时,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却喊出了学习西方的时代最强音。在《资政新编》中,洪仁玕列举了轮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等十几种代表西方近代科技发展水平的“有用之物”,提出了设立专利局,鼓励创造发明,兴车马、舟楫之利和器皿技艺等一系列“与番人并雄之法”(《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26、532~533、538页。)。太平天国后期将领如李秀成、李世贤、谭绍光、林绍璋等也都表现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和好学精神,努力将“各种机械技术的改革,外国的发明,介绍到国内来”(《太平天国亲历记》,上册,第235页。),竞相引进、任用一些外国的军事、工程、机械、医学等方面的人才为太平军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如何对待以军事武器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问题上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相似。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残酷的战争环境制约,在《资政新编》的指导想下,有洪仁玕、李秀成等一批对西方近代文明有较高认识水平的太平军将领的亲自主持与实践,太平天国这种远早于地主阶级内部洋务运动的活动,必定会进一步发展为自强求富的运动的。历史的进程表明:从最初的洋枪洋炮的购买到西方军事、工程技术人员的引进与任用,再到设厂仿造先进的外国武器装备,太平天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走过的历程,正是后来的洋务派所必须跨越的洋务运动的最初阶段。弄清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科学、更全面地把握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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