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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顿调查团,李顿调查团的结果

日期:来源:李顿调查团编辑:中国历史知识

英国人李顿的事迹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英国外交官 (1831.11.8,英格兰伦敦1891.11.24,法国巴黎) 笔名Owen Meredith。 英国外交官,印度总督(18761880),出生于印度西姆拉,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生前以写诗出名。最初任英国驻华盛顿公使随员,1874年任驻里斯本公使,1875年任印度总督。他就职时,俄国在阿富汗的影响正在增长,他与阿富汗谈判驱逐俄国人未成,就挑起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781880)。 1880年辞职,晚年担任英国驻法公使。略有诗名,作品有《克莉坦妮斯特拉及其他诗篇》(Clyemnestra...and Other Poems, 1855)、抒情诗集《流浪者》(1858)和浪漫主义韵文小说《露西尔》 (Lucile, 1860)。 [编辑本段]英国喜剧演员 (1865.1.3,英格兰伦敦1936.8.15,伦敦) 本名亨利阿佛列琼斯(Henry Alfred Jones)。 英国喜剧演员,以主演吉柏特与沙利文二人合作之轻歌剧而著名。李顿在「铎里卡特歌剧团」(D'Oyly Carte Opera Company)担纲演出几近30年。他的演艺如此杰出以致于当他做舞台生涯25周庆时,英国两位前首相及现任首相均到场参加。 李顿未进入「铎里卡特歌剧团」之前只参加过业余戏剧演出,1884年加入该团合唱队以求与其妻亨莱(Louie Henri,演员)在一起。 3年后,原任候补的李顿(当时艺名为HA Henri)在伦敦的萨伏依剧院演出《罗地葛》(Ruddigore)而崭露头角。因吉柏特建议而改名为李顿,以后陆续扮演过30多个吉柏特与沙利文合作作品的角色,计有《天皇》(The Mikado)中的可可(Ko-Ko)、《禁卫队》(The Yeoman of the Guard)中的波因特(Jack Point)以及《埃欧兰斯》(Iolanthe)中的大法官等。由于李顿的嗓音悦耳、善于掌握喜剧效果及风度优雅,不论是在伦敦或是在全英国、加拿大及美国旅行演出,都广受欢迎。李顿的回忆录分为《萨伏依人的秘密》(1922)与《流浪的吟游诗人》(A Wandering Minstrel,1933)两部出版。他曾被称为「当代最著名的掌玺官」,1930年受封为爵士。 [编辑本段]李顿调查团团长 (1876.8.9,印度西姆拉1947.10.26,英格兰赫特福德克内卜沃斯) 19221927年任英国驻孟加拉总督,并于1932年担任国际联盟派至中国东北的调查团团长,发表所谓《李顿报告》。布佛-李顿生于印度,他的父亲李顿第一伯爵是当时的印度总督,李顿在学童时代即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在伊顿公学及剑桥的三一学院接受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在海军部担任政府公职。 1920年出任印度部政务次长,1922年成为孟加拉总督,以后数年中,当派任的印度总督请假时,亦曾代任临时印度总督。 1932年李顿所领导的国联中国东北调查团,无法对日本进行有效的制裁。之后,李顿虽在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团体中任职,可是地位均无足轻重,遂于194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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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远东危机

  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始和以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为终的远东危机时期,英国是“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国家”〔(1)〕,对远东时局的演进有着重大影响。在危机的全部过程中,英国始终立足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立场,以帝国主义的目光审视着事态的变化,以殖民主义的口吻对危机加以评价。由于缺乏与日本抗衡的力量,英国只能求助于外交手段和舆论工具,执行着一条以防日、限日和避免与日发生军事冲突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李顿调查报告》是这一几经变化的政策的最终体现。本文的主题便是对危机后期英国所持政策的探讨。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不断扩大事态。英国完全清楚,事件是日本“军部或满洲司令官(即关东军司令官)所为”,日军“仔细从事密谋和隐蔽的计划似乎是明显的。”〔(2)〕英国驻国联代表塞西尔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不容置疑,一个保护国是东京军部的既定政策。”〔(3)〕然而,由于英国在华利益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地区,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而在东北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日本的侵略活动未对英在华利益构成威胁和压力。因此,亲日倾向颇为明显的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在满洲的利益明显少于(英国)与日本保持坦诚关系的益处。”〔(4)〕再有,当时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同日本对抗,以及欧美列强对日本的行径都持不过问的态度,“没有人有丝毫想要在猫脖子上系铃铛的念头。”〔(5)〕,因而,英国对事变持消极的“不干涉主义”政策,〔(6)〕避免卷入纠纷,特别是防止引起日本对英国的不满。英国外交部训令驻外使节“特别不要首先对任何一方(指中日)提出抗议。”〔(7)〕其具体的作法就是英国利用受它操纵的国联,敷衍中国的呼吁和国际舆论。英国此举是对日本的姑息,客观上起到了放纵日本的作用。

  10月26日和28日,日本提出要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并附有5个条件,以不谈判就不撤军相威胁。而中国则提出先撤军后谈判。人所尽知,按照日本的条件进行中日谈判“将是中国同爬在自己背上的老虎谈判,”但英国却努力试图促成谈判。〔(8)〕国联遂通过决议,主张中日直接谈判。英国估计到国联在谈判问题上不会有所作为,只能以“表示遗憾”而告终。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英国借日本提出要求国联派一调查团到东北“调查”的建议之际,操纵国联。于12月10日,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派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的决议。日本的本意旨在阻止国联通过制裁它的决议,并用拖延时间的方式,以造成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而英国则随机应变,借此掩饰外交上的失败和被动。英国预料,调查工作需要6-9个月的时间。届时,双方情绪会冷静下来,风波会自行平息。这就是李顿调查团的由来。英国又一次姑息了日本。

  在中国东北的得手,使日本的野心急剧膨胀,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强占东北的视线,并取得进攻中国内地的新基地,迫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屈服,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日本借所谓“日本和尚事件”,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在本不属于其势力范围的上海的侵略活动“将改变长江流域的全部形势,”并首先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利益,这使英国大为震惊。英国政府已明确意识到日本的“冒险政策远远超出了我们迄今为止所估计的那样。”〔(9)〕1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致信首相麦克唐纳:“我在思想上已不怀疑日本正在推行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如同它们在满洲一样。”〔(10)〕外交部远东问题顾问普拉特预测:“如果日本继续未受到抑制,英国将被迫从远东全部撤出。”〔(11)〕

  根据其实力,英国在中国的唯一目的是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遏制日本在华东地区的侵略扩张,防止英国在华利益受损。为此,英国推行“积极的和解政策”〔(12)〕,采取了较前强硬的方针和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措施,由“非常出色的中国事务问题专家”〔(13)〕兰普森领衔出面,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终于促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定。英国主动而积极的干预是“一·二八”事变得以平息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英国将它视为一大外交胜利。

  (二)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局势逐渐稳定下来。7月17日,驻沪日军“已根据停战协定,完成了撤退”,〔(14)〕长江中下游的紧张气氛终得缓和。在这半年多时间里,日本借上海事变转移了国际舆论的注意力,赢得了时间,基本完成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因而,如何对待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再次成为英国远东政策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它关系到中国乃至远东的局势是否能够稳定。“一·二八”事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对英国产生了强烈震撼,“在远东,由于来自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恶意,使我们损失惨重。”〔(15)〕“(日本)对于英国在远东而言,有一种真正危险。”〔(16)〕日本已成为威胁英国在华利益的势力,并危及着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维系亚太地区和平的华盛顿体系。这迫使英国采取谨慎和认真的态度对待事态发展,积极谋求东北地区局势的稳定,防止日本再次进入中国内地。

  在对待日本侵占东北这一问题上,英国仍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是日本的“生命线”,强调东北问题的“复杂性”。外交部远东事务副次官威利斯利写道:“以法律根据来裁决目前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力的发展是困难的。”〔(17)〕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是违背和践踏国际公约的,但从经济和物质上讲,日本却“有利于”该地区的发展。而且,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日本实际上已控制了东北,还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因此,拟在东北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已是不可能的,日本“将在满洲取得胜利,就象它在朝鲜那样”。〔(18)〕英国还认为:“只要它能避免,日本不会打算同西方决裂。”〔(19)〕但是,英国也清楚地看到,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在国联,许多中小国家纷纷抨击日本,要求国联对日实行制裁;“各国的民主力量不约而同地发出反对日本,声援中国的呼声;在中国,反日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兰普森电告西蒙:“如果我们在任何方式上宽恕了非正义或庇护日本,其影响是相当可叹的和世界范围的。”〔(20)〕这种影响“可能会导致英国在国联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地位”,以致英国对国联的控制力的被削弱和在中国出现反英运动。英国对1927年中国的反英运动记忆犹新,尤其是对抵制英货的斗争手段。另外,英国不愿看到东北被日本独吞,因为,这违背了英国所支持的“门户开放”原则,会使东北的大门对英国关闭起来。因此,“为了生死存亡的主要利益,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调解。”〔(21)〕这时的“调解”已不同于以前,是面对长城内外的现实和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危,采取谨慎和有效的外交措施,维持现状。普拉特颇有权威性地说:“无法根据纯粹的司法原则,找出永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必须抛开理论上的主权而面对现实。”〔(22)〕

  鉴于远东的现状,英国制定相应政策的原则是“既不激怒日本,也不放弃与中国的友谊”,扮演“维持和平的平衡力量”。〔(23)〕由于“日本确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反抗世界,而且,不会有任何国家为了达到限制它的目的而准备战争。”〔(24)〕因此,英国政府认为: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处在(与日本)对抗的位置上,要保持处在道路的中间部位。”〔(25)〕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无心也无力抗战,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又被围困在湘赣闽等地而无法开赴抗日前线,但是,在远东地区,中国仍是一股打击、抵御和牵制日本的强有力的力量,并有可观的潜力。除了正在全国蔓延并因得到世界广泛支持的抗日爱国运动外,在经济贸易上,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再有,中国政府及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英国等列强出面干预,阻止日本的侵略扩张,所以,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或过于偏袒日本,势必导致中国因失望而迁怒英国。英国外交部官员认识到,只有促进同中国的联系,英国才能维持在远东的影响。〔(26)〕

  在这种情况下,平衡原则成为此时英国远东政策的基调。〔(27)〕在执行过程中,英国仍不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后操纵国联代为行事。西蒙把英国的行动方针归纳为:“(1)相信国联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其一致行动;(2)在将会招致与日本严重对立但又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起带头作用;(3)公平地对待中日;(4)努力将日本留在国联中。”〔(28)〕12月13日,普拉特在备忘录中,就英国在国联中奉行的原则写道:“英国代表应避免处在一个突出或主导的地位,”并强调:“英国政府……的原则是……在双方的争议中,保持与他们的传统友谊并尽量最大能力在远东恢复和谐的国际关系。”〔(29)〕

  (三)

  英国在推行其政策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伪满洲国。日本一再扬言:“满洲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承认满洲国为自治的国家,”〔(29)〕并以退出国联为要挟。对此,英国完全清楚,如果承认伪满国。就等于公开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在国际上,这会被视为践踏了《九国公约》等国际条约,有损于英国的名誉和形象;在中国,则必将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导致英国在华利益受损。对于伪满洲国,英国清楚:“作为傀儡的溥仪绝对没有力量,……日本的当务之急是要巩固它(伪满洲国)在满洲的地位,而总的计划是要把它变成如同朝鲜一样的国家。”〔(31)〕假如英国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无疑是承认了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其结果将会使英国等列强无法在东北推行“门户开放”政策,致使日后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东北。因此,英国的对策是以《九国公约》中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条款为由,反对东北“独立”,要求取消伪满洲国;在建议在确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的前提下,允许东北自治和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

  英国想乘日本尚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之际,竭力劝阻日本“承认”伪政权,尽管英国明白“日本政府对满洲国的承认不可能被拖延很长时间”。〔(32)〕9月15日,日本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在外交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英国的第一个尝试失败。

  李顿调查团是英国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工具。调查团的活动完全处在英国的操纵下。3月14日,李顿调查团由日本抵达上海。15日,威利斯利指示兰普森将英国的政策和主张转告李顿。〔(33)〕为了防止李顿受国联反日情绪的影响,9月21日,西蒙致电劝告李顿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不要在日内瓦停留。〔(34)〕

  10月3日,由国联颁发的《李顿调查报告》(下简称《报告》)〔(35)〕贯穿着英国“面对现实”的“平衡原则”。《报告》除了序言和绪论外,共有10章,洋洋18万字,另附有委员会专家所作的9篇特别研究报告。它出于为了坚持“门户开放”原则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目的,承认了若干事实。《报告》指出: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指责日军未经宣战强占东北,“使其与中国分离而宣布独立,事实俱在。”在中日争端问题上,虽为日本辩解,认为中日双方斗争的性质“属于经济性质”,“至关于经济绝交(即抵制日货)之方法,调查团声明非法举动当所不免”、“双方抗争各有是处”等等,但确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所策动,“日方系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一九三一年九日十八日夜,该项计划曾以敏捷准确之方法实行之”。其行为“实亦不足以证明军事行为之正当”。对于日方的“自卫”之说,“调查团……予以摈斥”,称“是晚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关于伪满洲国,《报告》认为它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因为“现在之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满洲国’之构成……最有力之两种分子,厥为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若无此二者,则‘新国’决不能成立也。”对于伪满洲国,“一般华人均异其趋”,认为它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在关于中日之争的解决原则及措施的内容中,《报告》的观点完全秉承了英国的主张。它认为,在中国东北应该正视现实状况,“……如仅恢复旧状并非解决办法。……恢复原状,亦徒使纠纷重现,是仅就该案全部之理论方法着想,而未顾及局势之真相者也”;主张取消伪满洲国,“维持及承认满洲之现在政体,亦属同样不适当,……此种解决办法与国际义务之主要原则不合,并与远东和平所系之两国好感有碍,且违反中国之利益,不顾满洲人民之愿望,……日后是否可以维护日本永久利益亦属疑问”;要求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吾人乃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上之重要性,日本为该国经济发展之必要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府,吾人亦不以为无理”,“日本在满洲之权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视之事实。倘某种解决不承认此点,或忽略日本与该地历史上之关系,亦不能认为适当之解决”;建议东北自治,“满洲政府之改组,应于无背于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之范围内,使其享有自治权,以求适合于该三省之地方情形与特征。”为了防止日本“享有经济甚至政治管理权,”独霸东北,《报告》还进一步提出这种自治应是在国际共管的形式下进行,“以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建设,”“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就国联行政院提名单中,指派国籍不同之外籍人员二名,监督(一)警察(二)税收机关。该二员……当掌有广泛权限,”“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由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兵,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

  英国以《报告》为依据,以国联为场所,进行调停斡旋活动。中国政府表示接受《报告》,而日本则反对它,特别对《报告》中“对满洲现实事实的否认,帝国政府(指日本政府)断然不能接受。”〔(36)〕日本政府发言人声称:“该报告对日不公正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处则绝无。”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就东北问题进行辩论。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发言中竭力为日辩护,阻挠会议通过《报告》,把日军的侵略行为说成是为了“远东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37)〕要求按日本的观点修改《报告》。中国代表顾维钧据理辩驳,予以痛斥。会议以中日代表的论战相始终。而出席会议的西蒙则褊袒日本,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混为一谈,强调《报告》中指责中国的部分,声称中日双方均有过错,而中国应对危机发生负责,并表示英国反对制裁日本。“全世界新闻记者普遍认为英美在满洲事件中屈服于日本。”〔(38)〕12月6日,国联召开大会。会场上争论十分激烈,导致9日休会。日本不断扬言要退出国联。很明显,“日本无意使用国联的和平机构来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将不忍受外界对满洲的干涉。”〔(39)〕

  英国为了打消日本退出国联的念头,一方面操纵国联制定了一个妥协方案,该方案回避了要求日本取消对伪满洲国的承认和国联通过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决议,在形式上赞同《报告》。对于伪满洲国的存在则仅是含糊地表示反对。英国将这个方案提交给国联的一个十九人委员会,英国想以此来缓和国联里的对峙。另一方面,英国打算采取拖延的办法,“让事情延续到(1933年)1月底,”〔(40)〕幻想对局发生转机。直到1933年1月4日,英国还在向日本提出一些妥协条件,以换取日本的让步。1月12日,普拉特在一份外交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届时,……目前不可能的中日之间的问题解决会变成可能。”〔(41)〕然而,事违所愿,在国联,由于中国和中小国家的反对,妥协方案流产。另外,1月15日,美国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美国新表现出的对日强硬态度,对英法等欧洲列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日本更为猖獗,日本政府对中国实行了新的侵略扩张计划。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并向热河地区发起进攻。日军的炮火宣告了英国的政策的失败,粉碎了英国想通过外交途径和舆论压力,“把日军送回军营,”以解决东北问题的企图。“面对现实”,英国政府无可奈何地认为:“与其为了使日本留下而使国联的尊严和原则受到损伤,倒不如让它退出更好一些。”〔(42)〕西蒙自我解嘲地说:“准备看到的是日本的退出,而不是国联放弃自己的原则。”〔(43)〕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东北的主权属于中国;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国联成员国不得对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要求日军撤至满铁属地……。最后,松冈洋右板着面孔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说:“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之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44)〕日本代表旋即退场。3月27日,日本政府“相信已无同联盟继续合作的余地。”宣布退出国联。英国等国就远东危机所作的调停斡旋工作以失败而告结束。同时,日本加强和扩大了在热河地区的侵略。5月31日,日本迫使南京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和热河的侵占。

  (四)

  显而易见,由于英国在华及远东的经济利益丰厚,在经历过“一·二八”事变后,便不能再听任日本为所欲为,但又因缺乏足以与日抗衡的力量为依托,使得英国只能仍以一系列国际条约为依据,在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口号下,求助于外交手段和舆论工具,来同日本进行周旋,以防止和限制其进一步扩大侵略为首要任务。为此,英国以牺牲中国东北为代价,企图把日本局限在东北,以减轻日本对长江以南的压力,但在那强权胜于公理的场合里,英国这种软弱无力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远东危机的结果“明显是日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45)〕

  这一时期英国的政策仍同前期一样,是以自身利益的安全与否为核心,《报告》是其主要内容的体现。对于此时英国远东政策,特别是对《报告》,中国史学界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报告》“集中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同日本的勾结和争夺。”〔(46)〕对此,我认为,英国的政策应该受到批判和指责。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是不尊重中国主权的,而对日本的罪行却表现出一种漠然。当日本以退出国联来威胁西方干涉和舆论谴责时,英国耽心的是由于日本“仍是远东的一流国家和决定因素……。如果日本退出国联,国联在公众心目中会受到损伤。”〔(47)〕在《报告》中,多处无视中国的权益和地位。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当时的现实,即日本完成了对东北的占领;南京政府的抗日意志消沉,中国军队已撤入关内;在东北,大规模有效军事抵抗已基本停止。因此,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及防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所以,英国的政策和《报告》在客观上,对中国具有颇为有利的积极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在法律上否定了日本侵略行为的合法性,使日本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受指责的被动地位。为此,日本大为恼怒,宣称日本的政策“与国联的见解完全不同”,拂袖离国联而去。

  英国在远东危机问题上的政策性失败无疑是向日本表明,列强对于日本的扩张是无力加以有效阻挡的。危机结束后,日本变本加厉地在华进行侵略和渗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亚太地区缔造的和平局面趋于瓦解。同时,国联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逐渐名存实亡。另外,日本不断膨胀的野心和肆无忌惮的行为,使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处境日趋被动和艰难。塞西尔在1941年时写道:远东危机时期英国的为所欲为“……鼓舞了欧洲的侵略势力--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德国--蔑视日内瓦(即国联)苦心建立起来的反侵略屏障,并把我们一步步带到目前的地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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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贝利《二十世纪英国与世界事务》(M·H·Bailey,Britain and World Affairs in Twentith Century.)伦敦,1971年第54页。

  (2)罗汉·布特勒《1919-1939年英国外交文件集》(下简称《文件集》)(Rohan Butler,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1919-1939)伦敦,1960年,第2卷,第8册,第508、511号。

  (3)(7)(8)《文件集》第2卷,第8册,第739号,538号,694号附件。

  (4)《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21号。

  (5)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国联与1931-1933年远东危机》(C.Thorne,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伦敦,1972年,第200页。

  (6)拙文《论1931-1933年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

  (9)(10)索恩,前揭书,第238页。

  (11)(13)《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238号,423号。

  (12)拙文《英国与“一·二八”事件》,《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4)(15)(16)《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536号,678号,536号。

  (17)罗杰·路易《1919-1939年英国远东战略》(Roger 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牛津,1971年,第200页。

  (18)索恩,前揭书,第293页。

  (19)《文件集》,第2卷,第10卷,第169号注(5)。

  (20)《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293号。

  (21)(24)《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545号注(11),第449号附件。

  (22)罗杰·路易,前揭书,第200页。

  (23)(25)索恩,前揭书,第357-358页,296页。

  (26)苔特《1933-1937年英国与东亚》(A.Tratt,Britainand East Asia,1933-1937),剑桥,1973年,第38页。

  (27)拙文《对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的若干评价的评价》,《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

  (28)《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674号注(2)。

  (29)《文件集》,第2卷,第11册,第85号。

  (30)(31)(32)《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419号,第513号,第462号。

  (33)《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356号注(16)。

  (34)《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700号。

  (35)其全名为《国际联盟委员会关于日华纠纷的报告》。本文有关《李顿调查报告》的内容均摘自于龚古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侵华文件选辑》(三联,1958年),第138-166页。

  (36)中国档案馆《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695页。

  (37)索恩,前揭书,第336页。

  (38)伊恩·奈斯《1919-1952年英日的疏远》(Ian Nish,Angle-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剑桥,1982年,第41页。

  (39)《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528页。

  (40)索恩,前揭书,第360页。

  (41)《文件集》,第2卷,第11册,第202页。

  (42)索恩,前揭书,第362页。

  (43)考雷利·巴尼特《英国势力的崩溃》(Correlli Barnetl,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伦敦,1972年,第362-363页。

  (44)《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第182页。

  (45)《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559号注(5)。

  (46)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史》三联,1980年,第22页。

  (47)《文件集》,第2卷,第11册,第202页。

  (48)索恩,前揭书,第8页。

日本是什么时候正式退出国联的?

1931年12月25日,日本正式退出国联。 1931年12月,国联决定筹备赴远东调查团,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原政务次长李顿为团长,成员有美国欧战时运输司令、少将麦考易,法国欧战前驻华部队参谋长克劳德,德国殖民地专家希尼,意大利伯爵、曾任驻德国公使的马克提,中、日各一名代表,以及秘书若干。 调查团首到日本,日方政府首脑对这个调查团竭力奉迎,以博好感。 调查团于3月14日到达“一·二八”后的上海。中国政府自然十分重视,以为是伸张正义、复我领土的一个机会。 新闻界主席史量才在迎接调查团时表示,相信调查团“必能给予全世界热望和平的人们以正直的答复”。 随后,东北数十个社会团体纷纷致电上海转国联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的事实及在东北的暴行,东北黑、吉、辽政府秘书长联名致调查团,表示了对国联的期待。 调查团在上海视察了战区,所见之地墙坍壁倒,遍地瓦砾;炮痕弹迹密如蜂窝,战争惨状触目皆是。调查团成员多为军人出身,自然知道这里战事惨烈,极为震惊,用调查团的话来讲,此战事的程度与欧战时期的法国西部大战相当。 一些居住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及宗教界人士专程拜访调查团,控诉日军暴行。 3月26日,调查团到达南京,会见了当时政府的外交、行政院等方面的人士,蒋介石接待了调查团一行。随后,调查团从南京至武汉,再由武汉经济南、天津,转赴北平。一路上,中国各界人士向调查团揭露日军侵略行径。 4月9日,调查团到达北平,东西长安街挂满旗帜。在调查团下榻的北京饭店,两丈宽的巨幅白布,上书中文,下书英文,一落到地。文为“欢迎公正严明的国联调查团”、“中国人民为公理而死,绝不承认丧权侮国之条约”等等。 在北平,张学良将军与各行政主管分别会见调查团,向调查团介绍了情况。闻国联调查团来北平,东北各地申诉信如雪片纷至,调查团突破了日本人的重重障碍,到沈阳和吉林进行实地考察,会见大批民众,参观了北大营。 调查团赴沈阳前,日本人为了掩盖罪行,作了大量的粉饰与伪装,甚至将正在中立医院疗伤的北大营100多名官兵,以移居他处为名加以杀害。最后,日本人干脆拒绝调查团进入黑龙江,不让调查团与中国抗日将领马占山会面。 调查团历6个月之久,编制了11万余字的文件。10月4日返回欧洲。 1933年2月18日国联召开大会,确认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再次确认了日本的侵略责任。日本忿忿然,表示要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最后决议,要求国联各盟国无论在法律与事实上,均不承认日本拼凑的伪满洲组织,不允许伪满洲国参加国际组织及各项国际联盟的公约,并在会议上驱逐了伪满洲国的所谓“观察员”。 25日,日本正式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据实大量地揭穿日军的侵略罪行,但调查资料有限,语言也多有含糊。国联抨击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虽代表盟约与道义,但也杂有一些私念,即担心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侵扰。这种现实让中国人清醒起来,对国联的作用有了重新的估计。

大将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日本,真实情况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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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自述“不抵抗政策”原因:我把日本情形看错了

核心提要:作为一个中国人,张学良想“确保东北入版图”,这就与想独占满蒙并视为其生命线的日本利益相冲突,终于发生了九·一八事件,张学良蒙受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股国恨家仇最后使他转为急于抗日。

凤凰卫视9月12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郭冠英:1970年,我在同学王一方的家里看到一个人,与我今天差不多同样的年纪,王一方告诉我,他就是张学良,我当时想这个国家罪人怎么会出现在你家里,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我知道历史并不像教科书那样讲的,我对张学良有了敬意,20年过去了,1990年张学良愿意对我讲他的历史了。我把它记录在《世纪行过》里面,一晃,西安事变8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其实今天仍然大大地影响着我们。现在我们就从九·一八事变说起。

张学良“不抵抗政策”的由来

解说: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田中奏折。世界经济大恐慌继之而来,满铁的经营恶化日本怪罪于张学良在铁路上的平行竞争所致,他们认为日本的生命线受到威胁,因此要动手了。

张学良:我跟你说,那日本欺负我们的军队啊,那我们告诉军队,你不要,到处日本人他,到处他来挑衅,我们的站岗的我们都告诉那些兵你们不要跟他挑衅啊,你可不能,那站岗的在那站岗他就拿洋火在他那枪上,划个洋火在那儿抽香烟,你说那日本兵,他成心挑衅。

解说: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然后进攻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宁恩承(时任东北大学秘书长):这柳条湖这个地方就是很小的小站,在北大营驻军的地方和东北大学的中间,那天是阴历八月初七,正是刚有月亮的时候,就是十点二十分。这炮弹一下就从我头上过去了,那炮弹在夜静里可以听见那声音,咻,这么响,它打的北大营,嘿,我说这严重了。

张捷迁(东北大学校友):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晚上十点钟,我正从教室出来,就是你看到那个理工大白楼,你看那个,现在省政府在那个地方,我正出来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隆隆的响,从我头上过去,不久听到那边轰炸。

高梓(时任东北大学讲师):听到这个子弹从头上过去,他还说演习啊,以为是演习,没晓得是日本人已经开炮了,开枪。

王铁汉(时任东北军团长):十点钟以后有炮声,接着有枪声,这我觉得不对了,那时候我们三个团都驻在北大营,这两个团呢谁给他命令,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就走了,就撤出营房,最后只剩我这一个团。因为他,我没奉命令,不能走啊,所以一会儿想走呢,日本人围上来非打不可,所以说不抵抗的抵抗就这么来的。

宁恩承:你说王铁汉那时候他这一团在北大营他有点抵抗,别的一团都没有抵抗的,到天亮的时候就撤退了,我们天亮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北大营着火,那天天气很好,烟很高很高的,火光也可以看到,我就召集学生集会,我是代理校长嘛,我说应该中国讲国家养士,而且还有中国说的有士报国恩,咱们现在的国家现在有困难了,我们是在一个大学学生我们在士林,应该有个精神啊,有个精神,士报国恩。

解说:一夜之间沈阳全城沦陷,兵工厂,长官公署,空军司令部,大帅府,全被占领。东塔机场的三百架飞机也落入敌手,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事前就给张学良电报,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他以为这样事情可以不扩大,这只是局部事件,他后来说,我把日本情形看错了。

张学良:这个不要误会,不是蒋委员长的,那完全我是个人的不抵抗主义,这个不能说推到,有人就好像推卸我的责任一样,有人爱护我,就说这是政府的命令,不是,不是。

唐德刚(历史学者):张学良我问他,我说这个不抵抗,九·一八事件不抵抗,是蒋公的意思呢,是蒋公叫人不抵抗,还是你自己不抵抗,他说蒋跟这什么关系啊,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不抵抗是我的,是我下命令不抵抗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下命令不抵抗呢,他讲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们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他怎么挑衅你都不理他,他挑衅不止一次,他挑衅多少次我就不理他,不理他嘛,想不到最后一次不理他,他就炮打北大营了。

宁恩承: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不要惹日本人,日本人怎么打,他打你不要还手,你要还手这架不就打起来了,他是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不抵抗政策。

王铁汉:北大营啊假使我当旅长我不撤退,青天白日之下,你外国军队占领人家城市,怎么不打怎么不抵抗呢,这莫名其妙,那是大错。

解说: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这是名士马君武所写的《哀沈阳》诗,讽骂不抵抗将军张学良。

张学良:所以我说,我最恨马君武一句话,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你看见胡蝶有个声明了没,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张某人,我没跟她见过面,真的没跟她见过面。

男:这完全瞎说,这已经证实了。

解说:九·一八当晚张学良请了美国公使和何东爵士,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戏,何东的儿子何世礼是张学良的副官,张学良那时候伤寒病刚好,他在协和医院住了三个多月,戏看到一半接到电话张学良丢下客人就走了,何世礼说他父亲不知情况,认为张学良没有礼貌,还很不高兴。马君武的那首诗虽然捕风捉影,但张学良当时生活糜烂确实也取辱有道。

白竟凡(张学良秘书高崇民儿媳):25号下午,(高崇民)就去见他去了,见到张学良啊,那个面黄肌瘦啊,一身的病,他本来那天晚上他都想好了,一定要质问他去,你说东北那么多的军队,你怎么一枪不放,就拱手把沈阳让出去了呢。他本来想去责备他去,可是他一看见他那满脸蜡黄的脸,非常难过的样子,所以他也就把他那话都咽下去了。张将军很难过,感觉到他就说了,你看我们皇姑屯的血迹还没干呢,这个九·一八事变又来临了,我们这个就是眼看就要做亡国奴了,张将军也很感叹。高崇民一看这个情况,说,看起来这个南京啊,能不能改变它的政策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咱们还得发动民众,东北民众三千万,我想不都,不会甘于做亡国奴。

阎明复(阉宝航之子):张学良将军也有很多苦衷,我父亲他们到了北平以后马上到医院去看张学良将军,张将军说是我是一个军人,我要服从这个中央政府的命令,给我几次来电报让我不抵抗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父亲不以为然,跟他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争吵,说你放弃了我们东北,放弃了我们三千万东北的同胞,对他很不满意。有一次吵得张学良将军说,那么好了,你们来干吧,我卖国,我不抵抗,那你们来干好了,就是不欢而散。后来有很多朋友在一起,就劝我父亲,说不能这样子对待少帅吧,后来他们又言好。但从这时候开始,少帅就支持这批东北人,这个流亡到关内的这批东北人来进行一些抗日的活动。比如说他们在西山,在北平啊,现在香山一带秘密办起来这个培训班,干什么呢,教怎么样放枪,怎么样去炸碉堡,做一些军事训练。然后就大批的派遣这些经过训练的人到东北去组织义勇军,这里面张学良将军都是给了大量金钱的资助,而且发了东北军的委任状,委任这一批一批潜伏到关外去进行抗日活动。

解说:东北马占山和各地的义勇军蜂起与日本人对抗,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三十万人,关内的抗日请愿也很热切。

影像片断: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尽我们的敌人。同胞们,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解说: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公理,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来中国,张学良夫妇接待了他们,大家同游了长城。但是强权哪管公理,李顿调查团在关外调查了半年,得出了一个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不满意的结论,不过它至少说明了九·一八不是日本合法的自卫行动。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国联应不予承认。为此日本代表退出了国联。明目张胆地走向战争。

谁发动了二战

西方国家和苏联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和他们之间互不信任,无法建立集体安全,是导致二战爆发的催化剂。

1 第一个错误,就是《凡尔赛和约》,这是一个苛刻的条约,对德国而言,无疑是一个枷锁和镣铐,它使德国割地赔款失去了全部海外殖民地,1/8的领土和1/10的人口,65%的铁矿和45%的煤矿(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地区),严格限制德国的军备,还要付出巨额赔款(1320亿金马克)。显然,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掠夺性和约。正如列宁所说:这是一个“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一个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使德国人民置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必然引起不满和反抗,这为后来希特勒利用这种不满,爬上政坛,大搞复仇主义,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创造了客观条件和借口。

2 第二个错误就是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接着在1932年1月28日,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使日本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但英美对此采取姑息和纵容的政策,日驻美大使与美国务卿史汀生达成秘密谅解,答应美国不与闻“满洲事变”。英国则把持国联,偏袒日本,搞什么“李顿调查团”,颠倒黑白,大大鼓励了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扩大到华北。与此同时,一批如“一夕会”、“樱会”、“血盟团”为代表的法西斯组织纷纷出笼,更加嚣张。

3 第三个错误,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悍然入侵阿比西尼亚,墨索里尼调动60万大军,用新式武器进攻装备低劣、训练差的阿军,还使用毒气。但英法美还是采取纵容态度,国联虽然宣布意为侵略国,但不把石油列为禁运资源,也不封锁苏伊士运河。36年5月5日,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陷落,国联干脆宣布在36年7月4日撤消制裁。

4 第四个错误,扼杀西班牙共和国。1936年7月17日,佛朗哥发动叛乱,反对由西班牙联合人民阵线组成的西班牙共和国。德意法西斯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从海、陆、空派兵直接参战,意大利派兵达25万人,德国有5万人。在共产国际号召下,有50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但英法却导演了一幕“不干涉”丑剧,妄图让德意武装干涉“成为德国领导的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进军的第一个战役”,正是在1936年10月25日,德意法西斯结成了联盟,形成“柏林—罗马轴心”。同年11月25日,德日签定《反共产国际协定》,三个法西斯联手结成了同盟。

5 第五个错误: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英法不但沉默,而且在事先表示了默许。1937年11月,英国枢密大臣哈里法克斯访德,称赞希特勒反共“功勋”,称“德国是西方反布尔什维克的屏障”;法国总理则对吞并奥地利表示赞同。英国根本不履行在《圣日尔曼条约》中对奥地利独立的保证。

6 第六个错误:出卖捷克,签定慕尼黑协定,搞“祸水东引”。这直接导致了希特勒扩张野心的膨胀,而且看透了西方国家的软弱,既惧怕战争,又害怕发生革命的英法政府,一贯奉行绥靖政策,一心想把“祸水东引”,在吞并奥地利后,又把捷克放在祭台上,作为推动希特勒向东反苏的礼物。1938年9月30日,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签定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规定在10天内,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张伯伦回到伦敦,在唐宁街10号发表演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但协定墨迹未干,希特勒又把整个捷克吞了下去。英法这样做,就大大刺激了希特勒的胃口,怂恿和鼓励了他的扩张野心。

7 第七个错误,英法和苏联互不信任,致使建立集体安全,联合抗德成为泡影。

1939年5月22日,德意签订“钢铁同盟”条约,规定一旦其中一方卷入战争,另一方将立即予以支援。希特勒步步进逼,早已制订了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宣称:“一有合适的时机,就进攻波兰”,先向波兰下手,这是希特勒一招高棋,因为他估计,英法不会真正援助波兰,苏联对波兰的存在与否也不会在意。因为苏联认为波兰是一个贵族的反苏联政府。战争已是迫在眉睫,这已经不是秘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1939年4月17日向英法提出建议,希望缔结盟约,相互承担义务,并在战争爆发时相互援助。政治谈判于4月15日正式开始,谈了两个月毫无进展。7月间,由于形势日趋紧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三国又开始了军事谈判。但英法与苏联互不信任,英国代表团故意乘坐一艘很慢的邮轮而不乘飞机,耽误了一个星期,代表团甚至连全权证书都没有,英法代表团团长也不是政府的实权人物,而是退休将军和安全委员,而且政府指示,不要作任何承诺。这样由于互不信任,谈判终于没有结果,苏联与英法联合抗德的尝试失败。这是很致命的错误。

8 第八个错误:苏联最终作出抉择,与德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并附有《秘密附加议定书》。就在大战乌云密布的前夕,英法、苏联和德国三方都各有打算,各怀鬼胎,在外交上唱着一出“三岔口“。苏联本想联合英法抗德,但又怕英法绥靖德国,祸水东引,所以也同德国保持秘密联系。准备万不得已,则拖延时间,置身事外;英法一心绥靖德国,又想打“苏联”牌来逼希特勒同意妥协,抑制希特勒的胃口,德国则怕冒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所以既同英法谈判,步步进逼,又保持与苏联的秘密接触。

7月31日,德国得知英法与苏联进行军事谈判的消息,就迅速做出反应,加快同苏联的秘密谈判,8月14日向苏联建议派里宾特洛甫访苏,因为希特勒已决定于9月1日向波兰进攻,所以不惜以“高价”为“诱饵”,拉拢苏联,拆散正在谈判中的英法苏同盟。8月23日,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一旦发生武力行动,缔约一方不给予第三国支持”,有效期为10年。

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究竟该不该签订?是对还是错?其作用和后果如何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方学者一般都持否定态度。俄罗斯学者有的认为“没有必要”,有的认为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从苏联国家利益来看,这一条约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它打破了英法“祸水东引”的阴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来加强战备。所以,有人说:这是苏联“外交杰作”。但是,从二战整体来看,这使希特勒避免了两线作战,放手进攻波兰,所以,有人认为“这是祸水西引”。另外,这一苏德条约的签订,使本来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处于被动和混乱的局面。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条约下面还有一个秘密附加议定书,其中关于立陶宛与波兰的边界问题更加体现了苏联外交“强权政治”的一面。关于这一点,后面还会讲到。

从上面几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英法和苏联一系列错误政策,成为大战的催化剂,加快了大战的到来。

关于二次大战一些争论焦点和历史未解之谜

1 首先争论的是关于二战起点的问题——何时开始?

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931年说:即9•18事变便开始

1937年说:以军科院五卷本(该二战史认为在亚洲开始于1937年,在欧洲开始于39年)为代表和王振德《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1939年说:西方、苏联及国内多数学者

第四种说法:以宦乡为代表,他们认为应该1936年10月25日形成的“柏林—罗马轴心”。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标志,三个法西斯国家联手算起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旅行社叫什么

旅游,在如今已成为一种时尚。但回顾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近代化的旅游概念,也不具备新式旅游的条件。在英国人托马斯·库克1845年创立世界第一家旅行社之后近80年的1923年8月1日,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旅行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旅行部(后改称为中国旅行社)终于宣告成立。创办人是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他创办的上海银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

从上海银行旅行部到中国旅行社

清末民初,我国旅游业为少数洋商所垄断,在上海登陆的有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和日本的国际观光局等,但他们服务的对象只限于外国人和白领华人。陈光甫留美多年,又酷爱旅游,他之所以决心创办中国第一家旅行社,据原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解放后曾任上海银行总经理)口述:“上海银行办的中国旅行社是我国第一家。陈光甫创办中国旅行社的动机,开始时还不是作为一种业务,而是对抗洋人,为国争气。旧中国旅行社都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洋商所办,中国人要出国,办理旅游手续都要经过他们之手。洋商不仅收费高昂,而且态度傲慢无礼,根本看不起中国人。陈光甫时常出国,时常受气。有一次洋商办事的人傲慢无礼,使他实在忍受不住了,同对方争执了几句,对方冷笑着说:‘你不满意,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呢?’对陈光甫非常蔑视。陈一怒之下,决心创办中国旅行社。”除了爱国和争回祖国的权利外,陈光甫还认为,为了让国人及各国人士了解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和名胜古迹,也必须建立健全为旅客服务的机构,这是他要创办中国旅行社的又一动因。

1923年4月,由陈光甫任总经理的上海银行正式呈文北洋政府交通部,提请代售火车票,办理旅行业务。当时交通部正召开全国铁路联运会议,该案一经交议,立即遭到身居要职的铁路洋员反对。表面理由是英、日、美、法等国在华均有旅行机构,绝无再设的必要,实际上是担心会削减外国在华旅行机构的既得利益。幸好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路政司司长刘景山及各路华员皆竭力支持,所以经激烈辩论后终获通过。是年8月1日,上海银行旅行部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是中国旅游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因为按国际惯例,商业性旅行社的产生是一个国家近代旅游业诞生的标志。

旅行部成立一个月后,即在杭州设立分部,以后陆续扩大规模,5年间,共设立分部11处。1927年,经上海银行董事会开会研究,决定投资5万元(后增资至50万元),旅行部自立门户,6月1日,正式改名“中国旅行社”,并向国民政府交通部申请注册,经该部核准,于1928年1月拿到了第一号旅行业执照。

“顾客至上,服务社会”的办社宗旨

早在创办上海银行时,陈光甫就提出了行训:“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中国旅行社继承了这一口号,以“顾客至上,服务社会”为宗旨,确立了“发扬国光,服务旅行,阐扬名胜,改进食宿,致力货运,推进文化”的二十四字方针,开始了旅行社的创业之路。

刚开始,旅行社的业务比较简单,以客运为主,先是代售国内火车及轮船票,复与美、日铁路公司及美、法、英、日等轮船公司洽妥,代售国外铁路、轮船公司客票,待中国航空公司成立后,再代售飞机票。第一任经理朱成章为累积经验,曾多次身穿招待员制服上车站迎送旅客或亲自驾车为旅客购票,提出了一系列便民措施。

中国旅行社在设立之初是亏本的,以后也长期不能盈利,因此上海银行内部不少人反对这项生意,但陈光甫始终坚持办理。他曾对大家说:“天地间万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数量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好耶?”陈光甫同时认为,经过积累经验,改进经营管理,增加服务项目,这种“有形的亏损”,也是可以转变为“有形的盈余”的。陈光甫终以“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服务态度和实际行动,赢得了众多顾客的好评,旅行社也在与洋商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扭亏为盈。1936年即盈利60万元。这正如金融史专家、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管先生所说的:陈光甫最终创造成功奇迹的最重要一条,就是他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理念。

中国旅行社业务大发展

中国旅行社业务发展最迅速的阶段是1931年至1937年,陆续增设的分社和办事处达45所,其拓展有一特点,即与国内新开辟的交通线相同步。中国旅行社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办招待所、旅馆、饭店,又代办火车上的餐饮;既组织国内旅游,又组织国外观光;既代办出国手续,又发行旅行支票;既设立旅行社游览团体,又直接投资开发景点;并牢牢抓住大型会议的机会开展业务。

组织旅行游览是中国旅行社的主要业务,社内专设游览部,每年春季与铁路局协商特开游杭专列,并适时组织海宁观潮、惠山游湖、超山探梅、富江揽胜及游览各地名胜古迹,其中行程较长的如1933年招待爪哇华侨实业考察团游京沪,1937年组织的赣、闽、湘、桂、粤五省旅行团,都深得社会人士的欢迎。1935年8月起,中国旅行社还主办了一种旨在营造集体旅游氛围、领略祖国名胜风光的经常性旅游团体——“中旅社旅游团”,凡参加者可以得到各种优惠,并在总社辟有专室供团员聚会、消闲、联络感情,到1937年春,团员人数已从初创时的150人增加到900人。这种团体对稳定和发展客源,增强旅游部门的凝聚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29年杭州举行首届西湖博览会,盛况空前。中国旅行社从香港、南京、天津等地组织团体赴杭参观,在会议期间提供旅舍、租汽车、代雇向导等,还特别编辑《西子湖》一书散发和在通往博览会的沿途竖立指路牌,为外来者提供游览指南,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此后如1933年在青岛举行的华北运动会,1934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i935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等多次重要会议和活动中,都能看到中旅社的身影。甚至1932年因日本侵略东三省而由“国联”(即国际联盟,是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二战后被联合国取代)派来的“李顿调查团”(因团长英国人李顿爵士而得名,由英、美、法、德、意等5国代表组成,于当时赴中国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也由中国旅行社这一民间企业负责接待和办理一应事宜,可见其声誉之隆。

1926年暮春,中旅社首次办理赴日本观樱团。此后,海外市场不断开拓。从1933年起,每年组织中国伊斯兰教信徒赴麦加朝圣团;1936年中国参加柏林第11届奥运会的代表团及参观团的出国手续、票务及行前指导等亦由中旅社办理。仅1931年春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作,中旅社就接待了日本游览团体计20余批,参加者3000余人,他们在我国共消费了2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中旅社代办出国手续,深得出国留学生的欢迎。因为从介绍欧美著名大学的章程起,到登记名单、办理留学证书、出国护照、入境证、订舱位、代换外币,直至对方国家派员到码头迎候,再送上火车去应考、留学的学校,这一切都由中国旅行社一手操办。至于中旅社发行的中外旅行支票,不仅为旅客提供了方便,还为上海银行多了一笔活期存款,这在解放前的金融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

严格管理与宣传教育

中国旅行社有着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独到的宣传教育方法。陈光甫曾对旅行社人员说:“吾人有必须注意者,吾人经营斯业,宗旨在辅助工商服务社会,平时待人接物宜谦恭有礼,持躬律己宜自强不息,务求旅客之欢心,博社会之好感,庶几无负创业初衷。”他要求对顾客要笑脸相迎,衣着整齐,手面清洁。对员工一律招考录用,通过培训、实习,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安排工作,工作后先在各部门轮流循环工作,多年后便成为一名旅游业的多面手。至于人员的升降,一律以才能学识为标准,学历仅作参考,但对导游则要求基本上是大学文科毕业生,上岗后先经培训,还择才送英美深造,并经常请外国专家来进行授课。

人们一接触到中国旅行社,处处能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工作人员一律穿着标志性制服,到车船码头的接待人员还头戴专门制服帽,帽上的“旅”字标识熠熠生辉,五角星红光闪烁,引人注目。工作人员的服务极为周到,不以貌取人。为广泛宣传旅行对社会人生的意义,中国旅行社于1927年创刊《旅行杂志》,为中国第一本旅行类杂志,初为季刊,后改为月刊,由名家执笔,特约撰稿,内容丰富,每期印有数十幅精美照片,公开发行,并分送中外交通机构及其高级职员,以求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国旅行社的印象。

为加强对国外宣传,1931年中国旅行社通过在美国西雅图所设的通讯社,向美国各界发出招待游华专售邀请信5000封,信笺都经过熏香,富丽精美,赏心悦目,不失为一种极好的宣传。1933年又聘美籍记者斯诺撰写中国风景名胜的英文小册五种,分寄外洋各机关、各轮船公司、各铁路及航空公司。当时许多名人致函中旅,啧啧称道。陈光甫认为:“为社会便利计,又为本行之宣传计,此种宣传力甚大,人人知有中国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不愧是一位精明的金融企业家。

陈光甫首创中国旅行社,以服务社会为理念,悉心经营,开拓发展,使之成为民国史上第一家大型旅游服务企业,并跻身于世界级旅行社之列。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家正规的旅行社,中旅社自1923年成立直至1953年宣告结束,以其30多年的不凡旅程,为后人留下了服务社会的宝贵理念和丰富经验,值得后人借鉴与仿效。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那年?

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1.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不部队长官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2.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3.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4.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5.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1.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2.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2.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3.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6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4.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5.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文艺作品

张寒晖《松花江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驱赶“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悲壮的歌声令人断肠。张学良听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指挥与会军官唱了这首歌。悲愤的歌声激起了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多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的交响。

一直埋头苦干的革命音乐家张寒晖,就是这样代表着人民倾吐呼号,为我们留下了这首不朽的战斗性的悲歌。

歌曲赏析

这首歌以带尾声的二部曲式为结构。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伸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唱出呼天唤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歌词全文: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市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事变思考

1931年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今天,面对第76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这是个大醒、大幸。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因此,面对76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策动人员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谁能帮我把九一八事变简要的概括一下!!!【求重点】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北郊上空弯月高悬,疏星点点。突然,一声巨响, 南满铁路南满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日本侵略群有预谋的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去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式,驻守沈阳的东北军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第二天清晨,日军又占领了沈阳城。随后,日军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东北几十万人撤入关内。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千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

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本的侵略。东北人民和为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了!(摘自人教版八年级上册历史第14课)

知识点九一八事变

时间 1931年9月18日

地点:南满铁路柳条湖

借口:柳条湖时间

原因:根本原因:日本的既定政策和1927年东方会议的决定

直接原因: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向外扩张

有机可乘:中国内战,国民党全力围剿红军

结果:东北沦于敌手

影响:日本的局部侵华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望采纳,自己记得笔记,难免有差错,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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